学术著作

内容提要：本文以佛山市博物馆藏清代吴荣光绘《授经图卷》为实物例证，通过对《授经图卷》主要题咏的解读，探究吴荣光经学师承渊源，从而考证阮元经学思想对吴荣光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吴荣光，阮元，授经图，经学，思想影响。
　　吴荣光是佛山人。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别署白云山人、拜经老人。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生，道光二十三年（1843）卒。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历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湖北、贵州、湖南各省，官至湖南巡抚。他善书画，精鉴赏，富收藏。后世评其鉴藏或书法方面较多，然其不但工书，亦善于画，只是传世量少，且被书名所掩，故研讨其画有所必要。《授经图卷》为吴荣光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画作，画幅除有吴荣光自绘像外，还有阮元和何绍基两位名家。图以授经为名，与经学传授密切相关。本文以此为缘起，通过对《授经图卷》创作背景及主要题咏的解读，探究吴荣光经学师承渊源，从而考证阮元经学思想对吴荣光的影响作用。

一、《授经图卷》及其创作背景
　　佛山市博物馆藏吴荣光《授经图卷》合画一幅、题诗两幅，均为纸本，横幅装帧。
　　画幅工笔设色，画心纵38cm，横132cm。绘夏日园林一隅，当中三人呈品字形分布坐于蒲团之上，首席居中红衣者苍髯当胸，手持简册，似在传道解惑；其左侧浅蓝衣者手捧典籍，则略有所思；右侧下首蓝衣者双手扶膝，作恭听之状。图右梧桐枝繁叶茂，芭蕉绿叶青青，书童谈天，仙鹤闲游；图左坡土湖石，修竹掩影其间，雕栏外碧波荡漾，云烟缭绕，溪流回环。图左上方题记：
　　荣光自己未后，事仪征相国老夫子垂四十年，丙申六月重至京师，侍杖履者，殆无虚日，别后敬绘公像，附以弟子，作《授经图》，以志渊源之自（图一）。
　　款署：道光戊戌三月庚子日，南海吴荣光并识。末钤：“吴荣光印”、“荷屋”、“拜经日生”三印。
　　鉴藏印钤：“吴荃选”、“内阁之章”、“南海吴氏宝择楼审定真迹印”。
　　吴荃选为吴荣光五弟绶光之孙，尚时之子，字颂明，号文鹿。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官内阁中书，广西补用知县。工诗词，善收藏。光绪末年，吴荣光在佛山观音堂铺大树堂居所之“赐书楼”被风吹毁，为保存吴荣光所藏御赐书籍、金石、书画等“筠清馆”旧物，吴荃选在其修筑的“陆沈园”内重建“赐书楼”。民国十二年（1923）冼宝干总纂《佛山忠义乡志》，吴荃选提供吴荣光流传的“阮氏大理石屏”入编金石卷，在跋记中言及家藏《授经图卷》，“文达公（阮元）为荷屋公座师，道光戊戌（1838），荷屋公曾绘《授经图卷》以明渊源之自。师为文达公，门生为余伯祖，小门生则何氏子贞（何绍基）也。图成，传诵至都，都中诸老题咏者十余人。”【1】可见，此为流传有绪、曾经名动京城的画作。
　　清人梁九图评吴荣光画：“荷屋中丞，人知其善书，而不知其能画，曾见所作《望云图》，笔意飘缈，得二王法，盖官黔藩所作。”【2】从佛山市博物馆收藏的吴荣光绘画看，他的画作主要面貌有两类：一是行迹所及，闲暇遣志，以山水形式表达,“画法苍劲古峭，气骨沉雄。”【3】；另一是绘人写景，以为纪事，如《闽人械斗图》、《苗田图卷》等。《授经图卷》属于后者，画幅人物、景物、动物均用笔工细，部分景物用“没骨法”以颜色直接勾勒、渲染、皴擦，设色妍丽，景致清幽。画幅重视主题、结构，讲究真景实感，造型准确，笔墨谨严，风格雅秀，受吴门画派影响较大。
　　《授经图卷》款署戊戌为道光十八年（1838），描绘道光丙申十六年（1836）六月后吴荣光在北京与阮元和何绍基的交往事迹。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祖籍江苏仪征，生于扬州。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任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历任浙江学政、户部左侍郎、浙江巡抚，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道光六年（1826），升体仁阁大学士，先后加封太子太保、太傅。谥“文达”。他热心文教，勤于政务，是考据学时代的全才，既深契学问，又精于为政，“其著述品位，足以弁冕群才，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重镇。”【4】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历官至四川学政。工经术词章，精考订之学，旁涉金石碑版，书法卓然成家，有《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钞》等行世。
　　道光十六年（1836），64岁的吴荣光在湖南巡抚任上，“以湖南学政龚维琳被劾，荣光未据实陈奏，命降为四品卿，来京候补”【5】，吴荣光到京后，住在儿子吴尚志贾家衚衕寓所，寄情于师友文酒书画之会，追随于时任职体仁阁大学士的恩师阮元左右，浸润经学研讨的氛围之中，同伴者还有刚刚晋身进士的何绍基。道光十七年（1837），吴荣光以“在湖南办事甚好，尚无大错”【6】，受福建布政使，到任后回首往事，绘就《授经图卷》，记载四十年师承渊源。
二、《授经图卷》题诗解读
　　《授经图卷》题咏有十余首，我们从佛山市博物馆保存的阮元和吴荣光的《授经图卷》题诗，以及《何绍基诗文集》中《题荷屋师授经图》，或可了解图中三人经学师承关系。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阮元题咏（图二）原文:
　　古人专传经，科名等过客。蠹简半在冢，漆书或藏壁。或治伏生书，或传孟氏易。
　　由篆变为隶，由竹写于帛。后世经义多，书卷日堆积。不专传一经，探索乃更赜。
　　唐初尚守古，中唐少精核。昌黎读经文，但向奇葩摘。习之逃空虚，外儒而内释。
　　吾于经甚疏，传授鲜古册。诗无鲁与韩，春秋昧高赤。惟于古人训，或者少有获。
　　吴氏起岭南，于经□有癖。遥遥四十年，久列门生籍。在都更相亲，出游共车迹。
　　廉赵万柳堂，冯家园改亦。身虽在台阁，地乃拟泉石。绘像秋林间，函丈接两席。
　　相对写须眉，或苍或全白。两貌颇相肖，我老当更瘠。古今异□趋，学术如迁宅。
　　而我数十年，虑仁屡审择。或甘为平近，或失于偏僻。究将何所□，商取二三策。【7】　
　　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吴荣光《和云台相国师题余授经图原韵》（图三），原文曰：
　　师事四十年，滥作门下客。不得闻性道，而或见奎壁。迢迢中外间，冉冉岁华易。
　　质疑辩同异，好古求竹帛。蠹残但日守，蛾术与年积。吾师揅经手，学究天人赜。
　　戴孔穷源流，毛韩兼综核。譬如云雾拨，独向星斗摘。高则抉精微，次亦富诠释。
　　以兹治九省，善政布方册。薄海靖鲸鲵，匝宇讴苍赤。政暇语吾徒，学古期有获。
　　肤功衮绣身，大福烟霞癖。可知古完人，靡不本经籍。近溯春明游，半年杖履迹。
　　善问惭迟从，足发愧回亦。或访益都柳，或梦点苍石。南来写此图，神先到讲席。
　　莳花秋影红，种竹霜气白。郑家草殊荣，羊家鹤仍瘠。回首五云多，长护相公宅。
　　恨无缩地术，遂我比邻择。蜀冈仰弥高，闽峤远以僻。及我尚未衰，春风一鞭策。【8】
　　经学是诠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学术。其源可溯至到先秦时代的子夏和荀子，两汉为黄金时代，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苌传《诗》，为“毛诗”，属古文经学派，汉代未立官学，毛诗汉末兴盛，取代三家而独传于世。后历经唐、宋、元、明逐渐衰微，直至清初方为复兴。清初的经学，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为代表人物，他们反对王明阳学说，提出“经学即理学”的主张，有“致用”和“经世”的思想。到乾隆、嘉庆朝全盛，史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主要有两个不同阶段的学术流派：一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他们继承顾炎武以来的传统，多治《周易》和《尚书》，认为治经应从研究古文字入手，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样才能消除几千年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二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他们后于吴派而先达，精于小学、天算、尤擅长三礼，强调求真，方法严谨，识断精审。【9】阮元崇尚皖派，积极探索治经的新途径，并有创新性研究，以他为代表的经学流派，后人称之为“扬州学派”。阮元编纂的《皇清经解》，是清代经学研究的总结；所著《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被当时治经者奉为金科玉律；他的《经籍纂诂》在经学界也产生很大影响。吴荣光是阮元的门生，崇奉阮元经学思想，数十年孜孜以求，期望能以经中故实为凭借，体会人生常道，处世原则，也即经世致用之道。
　　阮元《授经图卷》题诗描述历代经学发展及其与吴荣光四十年师生之谊，其“蠹简半在冢，漆书或藏壁”描写了古文经的状况。秦代焚书之前，儒生们将经书偷藏在墙壁夹缝间，至西汉时被发现，因其字体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隶书，故称“古文”，有“伏生授经”的故事流传。在“由篆变为隶，由竹写于帛”的过程中，指西汉儒生们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译写经书，“今文经”出现了。历世存在不同的治经方法，十八世纪后期更产生众多的经学派别。阮元是“扬州学派”的杰出代表，他尊崇两汉诸儒师说，树立治经由文字古训入手的门径规矩。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世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10】他虽自谦“于经甚疏”，传授鲜册，但从他的《揅经室集.自序》可知，他究心经学，一生不辍。“余三十年以来，说经纪事，不能不笔之于书。……室名揅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经过“虑仁审择”后研读的古训，有其所获。事实上，他不仅通过训诂方法将经学核心概念如“格物”、“一贯”等解为“实事”、“实行”,阐明“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且将学术有机地运用到实际政务之中,主张经世致用。
　　在吴荣光43年的仕途生涯中，结识了众多名流学者，学有渊源。其中“训诂声音之学，得之仪征阮元。”【11】嘉庆四年（1799），27岁的吴荣光进京会试，时任户部左侍郎的阮元担任会试副总裁之一，自此结下师生之缘。阮元比吴荣光年长九岁，在时政和学界举足轻重。嘉庆十四年（1809），通州中西两仓的仓吏高添凤等采取用水涨米的方法贪污，使朝廷亏短白米二千石，吴荣光身为通州粮仓和天津漕务的监察官员，不能独善其身，以“失察”之罪被革职，回京后居住在下斜街，当时阮元“以浙江巡抚改编修，寓居相近，日夕过从，指授经义。”吴荣光经常跟“从覃溪先生（翁方纲）、仪征师讲学”，他虽自谓从那时“始知究心经义。”【12】实际上对阮元的经学思想已是服膺有加。如果说嘉庆十四年（1809）吴荣光与阮元的“日夕过从”是其“究心经义”的起点，那么，道光十六年（1836）在京，他与阮元的“半年杖履”和“出游共车”，除同游冯益都之万柳堂，共赏苍石之画外，更多的应是对经学理解的深层交流。阮元实事求是推明古训，对经义原解作精微阐释，穷其义理的“疑古求真”治经方法，使吴荣光对经学理解更为明确，“可知古完人，靡不本经籍。”他明白古人行事处世，皆以经籍为本，也谨守阮元“学古期有获”的教诲，践行其“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的思想，将经学运用于实际之中。
　　何绍基和吴荣光同为阮元门生，他在《题荷屋师授经图》（倒用原韵）诗中，一方面表述三者在经学方面的师从关系，另方面也表达了作为一名后进之观感。诗曰：
　　忆昔岁丙申，初对大廷策。蓬山许游翔，尘海任孤僻。作赋不能丽，抱经思所择。
　　馆师仪征相，时雨润甲宅。每聆一义丰，足愈万言瘠。微言大义兼，六经如日白。
　　入室南海公，论讨恒夺席。有如堂上乐，同音奏笙石。我时但俯听，清风肃肱亦。
　　自维驽骀姿，敢蹑骅骝迹。如愚或同颜，数典恐类籍。南海本吾师，爱士早成癖。
　　门墙先后共，鸣叩大小获。惟公于仪征，孔氏之雍赤。执经四十年，匔匔抱古册。
　　别来望北斗，朝暮不能释。瓣香托图画，髭而疑可摘。繄余窘步趋，咫义强甄核。
　　旁人或嗤弞，见谓耽奇赜。缅怀邗上堂，沈思万端积。图末倘许附，何异名书帛？
　　秋风昨来夜，庭树色更易。悢悢复有念，唶唶向虚壁。太息程司农，早作千岁客。【13】
　　阮元、吴荣光和何绍基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经学传承关系。道光十五年（1835）湖南乡试，吴荣光以湖南巡抚监临主考，对何绍基十分赞赏，拔置解元。丙申年（1836）会试，何绍基廷对策“为长文襄、阮文达两师及程春海侍郎所激赏。”【14】在京中，何绍基追随两师的经学研讨，“入室南海公，论讨恒夺席”，令他深受获益，“有如堂上乐，同音奏笙石”。“惟公于仪征，孔氏之雍赤。执经四十年，匔匔抱古册”是吴荣光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是吴荣光对阮元经学崇奉的真实写照。

三、传经有道　一脉相承的办学育人理念
　　吴荣光生平处事及其治学方法，受阮元的思想影响较大。以其传经有道，一脉相承的办学育人理念最为显著。
　　嘉庆二年(1797)，阮元督学浙江，遴选浙江能从事经学研究的人，构屋五十间，聚居孤山之阳，编撰《经籍纂诂》。四年后，又以修书旧地创办诂经精舍，选拔好古力学的生员读书其中，延请王昶和孙星衍二人为主讲教师，开设经、史、策论、古今体诗的教学，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不用八股文和八韵诗。【15】所谓：“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16】鼓励学生讨论六朝南北经术流派，引导他们远离“庸近”，开创诂经精舍诗文歌赋的“言必有古训”的经史考据文风，精选诸生经史文赋刊为《诂经精舍文集》。道光二年（1821）阮元任两广总督后，按照诂经精舍体制，在广州建立了学海堂，选拔优等贡生入读其中，延请吴兰修、赵均等主讲，专授经史古文、词章训诂。学生每天必须写有读书札记，教师则每月举行一次聚会，考评各人成绩，将优秀诗文汇编为《学海堂集》。【17】
　　阮元创立的专传授经史训诂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实现了清代书院发展中以实学取代制艺的重大转变，在全国起到示范性的作用，吴荣光对这种办学育人理念十分认同，并在其行政管理区域实行推广。
　　道光十二年（1832）吴荣光任湖南巡抚期间，在岳麓书院斋西的隙地创设“湘水校经堂”，办学模式依照阮元抚浙设“诂经精舍”、督粤开“学海堂”的做法，在治学上强调精微并举，汉、宋并重，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然后择其优者，赐食赠金，召至抚署以供使用。刚开始时，校经堂并无固定生额，而是岳麓书院的一些生徒在本院课试制艺时文之余兼习汉学。吴荣光对校经堂教学活动非常重视，亲书“湘水校经堂”题额，并筹给经费，酌定章程，还经常渡江到堂讲课。其目的是要矫正当时书院教育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通经致用人材,建设新的学风和文风，培养出如贺桂龄、郑敦谨、郭嵩焘、左宗棠等一批时政人才。湘水校经堂在学术方面也可与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相争胜，长沙名儒叶德辉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刊吴荣光《辛丑消夏记》序言中说：“中丞抚湘，增广岳麓书院诸生膏火，创建湘水校经堂，拔置通经史识时务之士，至今古学号为中兴，得人亦称极盛。百年以来，巍科高第，著述名家，与文达抚浙所建诂经精舍、抚粤所建之学海堂，若神山之相望久矣。”【18】应该说，吴荣光是清代湖南经学中兴的发起人。道光十七年（1837），吴荣光到福建布政使任后，政事之余仍不忘经学传播，常到鼋峰和凤池两书院讲授十三经经义和古诗文。即使吴荣光晚年将湖南《湘水校经堂课卷集》和福建《七闽经义》合编为《闽湘经义》【19】未及刊刻，依然可以想见他是阮元经学思想传播的忠实执行者。

四、以金证经治学方式的传承
　　龚自珍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一一列举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掌故之学。其中“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劻史，玩好之侈，临摹之工，有不预焉。是以储彝器至百种，蓄墨本至万种，椎拓遍山川，纸墨照眉发，孤本必重钩，伟论在著录。十事彪炳，冠在当时。是公金石之学。”【20】所谓“十事”，阮元有《金石十事记》：一为《山左金石志》，二为《两浙金石志》，三为《积古斋钟鼎款识》，四为摹刻《散氏盘》，五为摹刻《石鼓》，六为得西汉“中殿第二十八”二石，七为拓《琅邪台秦篆》，八为并立汉府门之倅大石人于曲阜矍相圃，九为得四明本全拓《延熹华山庙碑》并摹刻，十为摹刻秦《泰山残篆》、吴《天发神谶》二碑。“阮元通过对钟鼎彝器、碑石砖铭的研究，开辟了一个考古证经的研究新领域。他对群经的校勘，大多仰赖于汉、唐、宋三朝残留的石经，阮元‘以金证经’的做法，发展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21】
　　有清一代，金石学发展迅猛，为一时显学，金石价值备受重视，寻访、考古活动活跃，出土器物日益增多。乾嘉时期，金石学步入发展阶段，由于“文字狱甚严，通学之士，含毫结舌，无处虑其志意，因究心于考古。小学既昌，谈者群籍金石以为证经订史之具。”【22】吴荣光自谓“少好金石文字”，有其时代风气使然，而对于金石方面的研究，主要接受翁方纲和阮元二人指导。从他生平行迹看来，则与阮元的接触为多。
　　道光二十年（1840）,吴荣光以年历就衰，原品休致。南归途中，到扬州停留一月与恩师阮元话别。吴荣光形容他们此次见面是“白头师弟，叹话甚长”。他们一同游览北固山、甘露寺、谷林堂、平山堂、桃花庵等胜迹；到焦山鉴赏周鼎、定陶鼎、瘗鹤铭、马殷铜鼓等金石文物。他们有相同的嗜好，“师于考证经义及金石文字，与余有同好也。”【23】晚年编修《筠清馆金石录》，原计划分款识和碑碣两大类，石文未见刊行，所刻成《筠清馆金文》五卷：卷一商器47种；卷二商器20种、周器30种；卷三周器47种；卷四周器53种；卷五周、秦、汉、唐器物68种，书中许多资料源于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年廿六官宦京师，于藏家及书肆所有手抄而邮索得若干卷；宦迹所至于陕、于闽、于浙、于黔、于楚又得若干卷；道光丙申（1836）再入都，以京卿需次，时仪征相国师积古斋金文已得全，分拓本、碑碣文，则聚数十箱带回粤东。”【24】龚自珍、吴式芬等参与了该书的校注，其著录方式是先按原本影抄，记录总重及各部位尺寸，描述纹饰，对器物铭文的从音、形、义方面进行考释。在文字校对上，吴荣光力求“校雠必谨，欲得文字之真。”【25】后人评《筠清馆金文》“孤文碎谊，每足以证经”。【26】可见，吴荣光于金石资料的搜求，得到阮元的大力帮助，在研究方法上，也传承了阮元“以金证经”的治学原则。
　　吴荣光生活的年代，经学研究之所以成为文化的主流，一方面是执政者的推导作用，另方面是士人期望通经以寻求致用的法则和为政之道。吴荣光在《授经图卷》题诗所赞誉阮元能“以兹治九省，善政布方册。”这也应是他毕生追寻的政治目的。吴荣光为官数十年，勤稳持重，政绩显著，实惠于民，热衷办学育人，关注地方文化，这都与阮元的引导和影响分不开。正如吴荣光道光二十年（1840）在扬州，与阮元话别之际《和仪征相国师，予告归里元韵》诗中谓“平生景仰心，还向图中求。”【27】吴荣光《授经图卷》从表面上看，所展现的是其经学渊源，而实则要体现的还应是从其师所学习的经世致用之道。

注释：
【1】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六，金石，刻本，民国十二年（1923）。
【2】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卷五，刻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
【3】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八，轶闻，刻本，民国十二年（1923）。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78页，中华书局，1993年。
【5】《清史列传》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
【6】吴荣光编，吴尚忠、吴尚志补编：《吴荣光自订年谱》49页，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
【7】佛山市博物馆藏《授经图卷》阮元后跋（1838）。
【8】佛山市博物馆藏《授经图卷》吴荣光后跋（1839）。
【9】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第59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文选楼刻本，清道光三年（1823）。
【11】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名臣，刻本，民国十二年（1923）。
【12】吴荣光编，吴尚忠、吴尚志补编：《吴荣光自订年谱》19页，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
【13】《何绍基诗文集》第155页，岳麓书社，1992年。
【14】《何绍基诗文集》第２页，岳麓书社，1992年。
【15】参见张鉴等撰:《阮元年谱》第41-42页，年谱丛刊，中华书局，1995年。
【16】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文选楼刻本，清道光三年（1823）。
【17】刘墨：《乾嘉学术十论》第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8】吴荣光：《辛丑消夏记》，《重刊辛丑消夏记序》，长沙叶德辉郋园刻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
【19】吴荣光编，吴尚忠、吴尚志补编：《吴荣光自订年谱》39页，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
【20】张鉴等撰：《阮元年谱》第274页，年谱丛刊，中华书局，1995年。
【21】金丹：《经学与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载《书法研究》2003年第二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22】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
【23】吴荣光编，吴尚忠、吴尚志补编：《吴荣光自订年谱》41页，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
【24】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刻本，道光22年（1842）。
【25】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刻本，道光22年（1842）。
【26】汪兆镛：《岭南画征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27】《石云山人诗集》之《和仪征相国师予告归里原韵》，筠清馆刻本，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