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摘　要：《周礼》虽是一部讲官制的书，但其中有许多关于交通礼仪的记载，总结为以下几点：祀行与祖道；轼礼；男女有别；吉丧之别；交通的等级。
关键词：《周礼》；交通礼仪

　　《周礼》原名《周官》，是儒家重要典籍之一，也是最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之一。它虽是一部讲官制的书，但其中记载许多关于交通方面的史料，而有关交通礼仪的记载也是多种多样的。以往无论是研究先秦交通史的学者，亦或是研究《周礼》的学者，乃至研究先秦礼制的学者，都没有对《周礼》中所记的交通礼仪问题作深入探讨。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试对《周礼》中所记交通礼仪问题进行研究。
　　一、祀行与祖道
　　古代无论道路或交通工具，都还简陋。早期徒涉河川，携粮自炊，野宿风露，大抵非常艰难，正如《周易•需卦》所云：“需与泥，致寇至”，“需与血，出自穴”，此言旅途中身陷泥泞而遭致盗寇，或投宿遇着坏人而遭劫挨打。[1]这足以说明旅途上的不安全，因此古人出门要祀行与祖道，这无非是以不可知的命运求诸神佑。
　　1、祀行
　　所谓祀行，即祭祀宗庙以告将行。《周礼•春官•小宗伯》云：“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 郑玄注：“有司，大祝也。王出军，必先有事于社及迁庙，而以其主行。社主曰军社，迁主曰祖。”从此条记载可以看出，若有王出征伐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必先祭祀社主与迁主，然后才能护奉主车出发。凡军行，社与祖主各一车，皆载以齐车。[2]即如《礼记•曾子问》所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
　　其他文献也有关于祀行的记载，如商代帝乙帝辛时期的《作册般甗》铭文云：“王宜人方。”《尔雅•释天》云：“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诗•大雅•绵》孔疏引孙炎云：“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小盂鼎》铭文云：“鬼方□□□□□□门，告曰：王□盂□□伐鬼方……”古人事死如事生，有大事必告于祖庙。[3]《礼记•王制》亦云：“天子将出，宜乎社，造乎祢，受命于祖。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以上皆为出军之先，必先有告祭之事于社及祖也，与《周礼》所记相一致。然依《王制》之文，则祖祢并告。《仪礼•聘礼》云：“使者行时释弊于祢。” 郑玄此注云：“天子诸侯将出，告群庙；大夫告祢而已。”由此可见，王礼太祖以下至四亲庙，皆当祭祀以告将行。而《小宗伯》只提到迁庙，是因为要将其载于齐车，随王一起出行；至于其他的宗庙，王只是亲往祭祀而已，不随王车出行。
　　2、祖道
　　所谓祖道，即祭祀道路之神。《周礼•夏官•大驭》云：“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驱之。” 郑玄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即祭之，以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又，《诗•大雅•生民》云：“取羝以軷。”毛传云：“軷，道祭也。”《仪礼•聘礼》亦云：“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 郑玄注：“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于軷，为行始也。”《说文•车部》云：“軷，出将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坛四通，封茅以依神为軷。既祭犯軷，轹牲而行为犯軷。”
　　軷又名祖，如《诗•大雅•韩奕》云：“韩侯出祖”，毛传云：“祖，将去而犯軷也。”《诗•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郑笺云：“祖者，将行犯軷之祭也。”《左传•昭公•七年》云：“公将往，梦襄公祖。”杜注云：“祖，祭道神。”《仪礼•聘礼》亦云：“出祖，释軷。”此皆可证軷亦曰祖也。
　　軷又名道，《礼记•曾子问》云：“诸侯适天子，……道而出。” 郑玄注：“道，祭行道之神于国城之外也。其礼以菩、刍、棘、柏为神主，封土为軷坛，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既祭，以车轹之而去，喻行道时无险难也。”此可证軷亦名道也。
　　综上所述，軷、祖、道皆是祭道路之神，为行道之始，一祭而三名。然而祖道是道祭的通名，详举其礼则名犯軷。
　　另外，《周礼•夏官•戎仆》云：“犯軷，如玉路之仪。”由此可知，王的五路车中唯有玉路与戎路享有犯軷之祭。又，《周礼•春官•巾车》云：“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据此可知，金路用来迎接宾客，象路用来随王出入，田路用来打猎，此三事都不如王亲自出征重要，因此不享有犯軷之祭，这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好吻合。
　　二、轼礼
　　周代乘车有许多礼仪，其中最典型的要算是“轼” 或“式”。所谓轼礼，就是乘车者在乘车的途中，双手扶着轼，或作倾听之态，或作注视之态，以表示对某人、某地或某物的敬意。《周礼•夏官•道右》云：“王式则下，前马。”即王者乘车行轼礼的时候，道右要下车在马前步行控制马匹。又，《周礼•夏官•齐右》云：“凡有牲事，则前马。” 郑玄注：“王见牲则拱而式，居马前却行，备惊奔也。”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王乘车时如果见到牲，也要行轼礼。《礼记•曲礼上》亦云：“国君下宗庙，式齐牛。”所谓“齐牛”，即祭祀时所要用的牛牲。这与《周礼》所记一致，皆为王见牲时行轼礼致敬之事。所谓“牲”，即祭祀时的最重要的牺牲，以供神灵和祖先享用的，所以周王乘车路遇牲时，要行轼礼表示尊敬。
　　在周代贵族等级制度下，轼礼有许多讲究。《礼记》对此有比较集中的说明，即《礼记•曲礼上》云：“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兵车不式。君子式黄发，下卿位。入里必式。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左必式。式视马尾，顾不过毂。国君下宗庙，式齐牛；大夫下公门，式路马。”但是，这种礼俗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进行，如《韩诗外传》卷一云：“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式。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式。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式，何也？’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争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于此，吾故弗式也。’”行轼礼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孔子认为那些面临亡国危险的陈国人处在不智、非忠、非勇的状态之中，不值得对他们行轼礼。可见孔子对于轼礼是有所变通的。
　　三、男女有别
　　古代中国男女之别极为讲究。男女有别在交通方面也有体现，《周礼》一书对此亦有记载，如下：
　　1、男子立乘，有盖无帷；妇女坐乘，有盖有帷。
　　《周礼•春官•巾车》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锡面朱緫，厌翟，勒面繢緫；安车，雕面鹥緫皆有容盖；翟车，贝面组緫，有握；辇车，组挽，有翣，羽盖。” 郑司农注：“容谓幨车，山东谓之裳帏。或曰童容，盖如今小车盖也，皆有容有盖。”又，《诗•卫风•氓》云：“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孔疏云：“裳帷，以帷障车之旁如裳，其上有盖，盖有衣，四旁垂而下谓之襜。”《仪礼•士昏礼》云：“妇车亦如之，有裧。” 郑玄此注云：“裧，车裳帏，《周礼》谓之容。车有容，则固有盖。”据上可见，容、童容、帷裳、襜、裧其实为一物也，即乘车的车盖四周所施的帷帐。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乘坐四周有帷帐的车子并非王后的专利，一般妇人出门也可以乘坐这种车，一则可以蔽尘，二则不许妇女抛头露面，可能是出于防止淫乱的目的。《左传•成公•十七年》云：“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出于闳。”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闾丘婴以帷缚其妻而载之。”此皆为仓促逃难，不能按常规行事，只能或以衣蒙妇人、或以帷缚藏妻而置车中，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当时妇女在外出的时候是不许抛头露面的。
　　此外，《周礼•春官•巾车》郑玄注云：“凡妇人车皆坐乘。”《礼记•曲礼上》亦云：“妇人不立乘。”又，《礼记•曲礼上》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乘安车。” 郑玄注：“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由此可知，周代妇人坐乘，男子立乘，只有七十岁仍不能退休的男子才可乘坐四周设有帷帐的安车。
　　综上所述，周代一般情况下男子立乘，其乘坐的车子有盖无帷；妇女坐乘，其乘坐的车子有盖有帷，不能抛头露面。
　　2、男女异途
　　《考工记•匠人》云：“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郑玄注：“诸侯环涂五轨，其野涂及都环涂野涂皆三轨。” 贾疏云：“以经涂七轨以下差降为之，故知义然也。又知都环涂野涂皆三轨者，此涂皆男子由右，女由左，车从中央，三者各一轨，则都之野涂不得降为一轨，是以《遂人》注云‘路容三轨’。都之野涂与环涂同，以其野涂不得下于田间川上之路故也。”《礼记•王制》亦云：“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 郑玄此注云：“道中三涂，远别也。” 《史记•孔子世家》亦云：“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由以上可知，周代男女异途，即男子在右边行，妇人在左边行，车子在中央行。
　　3、男子践石，妇女踏几。
　　周代的马车高大，车舆离地较远，难以跨步而上，行动优雅的贵族要有垫脚的东西才能上车，故《周礼•夏官•隶仆》云：“王行，洗乘石。”郑司农云：“乘石，王所登上车之石也。”又，《诗•小雅•白华》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毛传云：“扁扁，乘石貌。王乘车履石。”《淮南子•齐俗训》亦云：“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则践履“乘石”已经成为称王的标识之一。由此可见，周王登车时要踏乘石。《战国策•赵策》云：“武灵王立周绍为傅，曰：寡人始行县，过番吾，当子为子之时，践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所谓“践石以上者”，即指一定地位的贵族官员。据以上可以得知，西周时期只有周王才能登车践石，然而到了东周时期，随着整个社会对礼的僭越，于是贵族男子登车时亦可踏乘石，乘车践石也逐渐变成贵族官员身份的一个标识。
　　另外，《仪礼•士昏礼》云：“妇乘以几。”《周礼》中对此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端倪，即周代贵族女子登车时要踏几。
　　总结上面的部分，可以概括为：周代男子登车践石，妇女踏几。
　　四、吉丧之别
　　《周礼•春官•巾车》云：“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王后之五路：重翟，锡面朱緫；厌翟，勒面繢緫；安车，雕面鹥緫皆有容盖；翟车，贝面组緫，有握；辇车，组挽，有翣，羽盖。王之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幦尾櫜，疏饰，小服皆疏；素车，棼蔽，犬幦素饰，小服皆素；薻车，薻蔽，鹿浅幦，革饰；駹车，萑蔽，然幦，髤饰；漆车，藩蔽，豻幦，雀饰。”据此段所记可知，王之五路及王后之五路皆为吉时所乘之车，若在丧期，则必须改乘丧车，王之丧车为木车、素车、薻车、駹车和漆车五者。而王后之丧车则经无明文，对此，《巾车》孙诒让疏谓：“《既夕礼》云：‘主人乘恶车，……主妇之车亦如之，疏布裧。’郑彼注谓即此木车。彼主妇车与主人同，以相准况则后丧车亦当与王同，故经不别出也。”[4]
　　《周礼•春官•巾车》云：“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棧车，庶人乘役车。” 由此记载可知，孤、卿、大夫、士、庶人等在吉时所乘的车舆，统而言之，则皆谓服车，即服事者之车；分而言之，则孤所乘者谓之夏篆，卿所乘者谓之夏缦，大夫所乘者谓之墨车，士所乘者谓之棧车，庶人在官所乘之车谓之役车。在丧期中他们也必须改乘丧车，其制则如《礼记•杂记》所云：“端衰、丧车皆无等。”孔颖达此疏云：“言丧之衣衰及恶车，天子至士制度同，无贵贱等差之别也。”
　　另外，《礼记•玉藻》云：“年不顺成，则天子乘素车。”又，《礼记•曲礼》云：“大夫士去国素蔑”，此素蔑亦为临时改装的丧车。此与《周礼》所记相符，皆为丧时要乘丧车。
　　综上所述，周王、王后及其以下的各级贵族，在吉时与丧时必须乘坐不同的车子。
　　五、交通的等级
　　周人以礼治国，是要讲等级的。这在交通方面也有体现。车是主要的陆运工具，能载重致远，但因其造价昂贵，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因此又成为地位的象征。马奔跑迅速，除了与车配套使用外，还可用之以快速传递信息，但马性格不羁，不易驯服，需要专门人员加以训练及照料，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所以，车马在周代除了实用意义外，还有礼仪的意义。在周代，车马是有等级的。车马的使用同礼乐、服饰等一样，是有严格的等级区别的。据《周礼•春官•巾车》记载，巾车的职责在于“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旗帜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又，《逸周书•谥法解》云：“车服，位之章也。”《国语•鲁语上》云：“车服，表之章也。”韦注云：“车服贵贱有等，所以自章别也。”《诗•大雅•韩奕》亦云：“载见辟王，曰求厥章。”这里的“章”指的就是车、服典章制度。此亦证明周代乘车是严格遵守一定的等级的。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礼制大乱，舆服制度也相应地遭到破坏，但是春秋早期僭越之举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据《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记可知，交通道路除了供车徒通行外，也是有等级区别的，即“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由此可知王城、诸侯城以及大夫都邑，其城内及城外的道路是要遵守一定等级规定的。
　　根据周代的馆舍制度规定，馆舍要为旅客提供饮食薪刍，即庐有饮食、路室有委、候馆有积，以供旅途所需。[5]馆舍提供的委积也是有等级的。《周礼•秋官•大行人》云：“上公之礼，出入五积；诸侯之礼，出入四积；诸伯，出入四积；诸子出入三积，诸男出入三积。”由此可知，五等诸侯来朝天子，天子所馈给的出入路途所用的刍米之属也是有等级的。《周礼•秋官•司仪》云：“凡诸公相为宾，主国五积，诸公之臣相为国客，则三积。”《礼记•聘义》云：“主国待客，出入三积。”与《司仪》“诸公之臣相为国客，则三积”所记相一致，此亦为道路委积等差之证也。故《周礼•天官•宰夫》记载：“凡朝觐、会同、宾客，以牢礼之法，掌其牢礼、委积、膳献、饮食、宾赐之飨牵，与其陈数。” 由此可见，宰夫职掌的一部分就是负责委积设置事宜。
　　此外，《周礼•秋官•条狼氏》云：“掌执鞭以趋避。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此条规定说明周代贵族外出时，为其在前面开道、辟除奸人的人员数目也是有一定等级的。
　　综观以上所记，我们可以得知“以礼治国”的周人在交通方面也是处处遵循礼仪规定的。

注释:
[1] 李镜治：《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页。
[2]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47页。
[3]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小盂鼎》注释。
[4]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71页。
[5] 王海娜：《<周礼>中所记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4期，第87—91页。

字数：6000字
发表刊物：《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发表时间：2009年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