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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文忠”的骆秉章
任伯强 张雪莲 (佛山市博物馆群工部  副主任  文博馆员)
 
  在晚清,凡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发迹起家的,几乎都成为了当时“同治中兴”的名臣将帅,而且大部分不是出于湘军,就是起于淮军,但也有例外,骆秉章就是在这段充满血腥味的历史中,有重要影响的其中一员。
  骆秉章,原名俊,37岁时改名秉章,字吁门,号儒斋,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省花县炭步镇华岭村。因曾祖骆国佑和祖父骆楚行,在乾隆初年早已从花县迁往佛山。父珝元,号诚斋,生有兄弟3人,秉章最小,全家向以经营传统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春联)为生。大哥、二哥缀学早出,助父营生,只因家境仅能供秉章一人读书。下层的出身和早年清贫,虽有不足,但对他中年为官后的操守品质,却大有裨益。
  道光十二年(1832),读了30多年经书的骆秉章终以恩科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考其社会背境:大学士穆彰阿和潘世恩均是骆秉章座师(会试主考),二人都是“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终道光朝,恩眷不衰”,炙手可热的权臣。骆历任遍修、监察御史。道光二十年(1840),骆秉章受命稽察吏部银库,不久,外间即有传闻,一是“此次骆老爷如此认真,(我等)难于舞弊。”二是“潘(世恩)相是伊老师,尤不殉情,何况他人?” 穆彰阿调查后,确为一丝不苟,分毫不沾,大有感触,益加器重。穆彰阿召秉章说:“尔查库真超前绝后,我必让你再留三年,于大库有益,”对答:“此地一年已难办,再留三年,恐无活人矣!”可见骆氏为官风采和黑色幽默。3年后,银库终于事发,共亏短900多万两。部议失察革职,仍罚赔库款18,200两。事恰有峰回路转,经吏部暗查真相上奏,因骆秉章一介不贪,谕赐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五品)用。道光帝召见时对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汝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自此道光信任有加,又升侍讲学士,出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和云南布政使。
  道光三十年(1850),任湖南巡抚。竖年,太平天国金田事起广西,势如破竹,清廷各路官兵一败再败。咸丰元年(1851),清政府命湖广总督程矞采前往湖南督办防务,堵截太平军,骆秉章与湖南提督余万清充当程制军的副职。先是大学士赛尚阿领兵驰赴广西镇压太平军,道经湖南,带文武随员百人,到粤时以沿途州县未能满足供应为由,竟参湖南抚藩废驰,骆秉章因而被罢官。不久,虽有朝廷“回京另候简用”之命,但要等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到长沙,才能交接上京。时长沙城多坍塌,城门早不能关,城垛更是全无。骆氏估计太平军随时入湘,情势危急。便率先带头捐修城款300两,随后省城司道官员皆捐。又即奏请借库款2万两启动修城。四月太平军到道州,骆氏更是日夜上城催督。七月中,城门修好,城垛已备,萧朝贵才领一彪军杀到,奋力攻打长沙城。当时清军各路援军,正帅、副帅皆未到,城内“只有兵勇八千”,且兼没有一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攻城之时,守城的将士才真切明白:骆氏的修城决策和调度方略是何等正确和及时,说重了是挽救了危亡残喘的清军和长沙城。
  九月,各省援湘清军云集,达6万余人,城防更加巩固。太平军方面洪秀全和杨秀清在两次攻城失利后,一面以挖地道攻城为主,另一面派石达开为统帅,分军渡湘水而西,另外开辟一条北上的战场,揭开进攻武昌的新阶段。太平军主动撤退,长沙随即解围,骆氏感触良多。日后他在《骆秉章自撰年谱》中写下如下两段话:一、“……长沙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御贼,以致北窜亦恨事。”二、“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广西带兵到湘,不敢到长沙,止住湘潭,殊属可笑。”这是骆秉章第一次以太平天国为死敌和无可奈何心情的立场,感受到清朝绿营兵的溃烂无能和无法阻挡太平军在中国南方大地上胜利地奔突和前进。
  清咸丰三年(1853)二月,骆秉章受命为湖北巡抚。四月二十三日,又被重新受命为湖南巡抚,而且一任10年。左中宗在《答毛寄耘中丞书》有一段话是对骆秉章在湘有年的评价:“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之尤,溥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其评十分中肯。
  第一件“罢大钱”,是指咸丰三年(1853)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兵饷大增,而各省官铸制钱不敷使用,户部建议各省自行开铸当十、当五十、当一百(制钱)的大钱以充度支。规定使用时,与原来官铸的成色较足的制钱各半使用。六月,长沙宝南局(铸钱机构)指定长沙仓守定期雇炉头开铸。稍后,布政使与仓守议行再铸当五百、当千用的大钱。骆氏深知其弊,“力止之”。数月后,举重了;局中炉头与仓守家人作弊,私铸大钱,而含铜减半。加之钱庄拒用大钱。而买私铸大钱,市面混乱一片,“旬月之间,歇业者不知凡几”,“民情汹汹,几至罢市”,老百姓更无以为活。骆氏当机立断:首先即用八成制钱收缴一千大钱,分县分段查清大钱数量,即行收缴。又发现私铸大钱达7万余贯,次即彻查私铸大钱。查得长沙府仓守与炉头“通同舞弊”,立将管局(宝南局)委员革职,其炉头、家丁绞决,大钱风波即行平息。不久,户部发下8万两纸钞作为湖南军饷,布政使司请示骆氏,骆不以为然幽默地说:“当百大钱,尚有铜一两四五钱,且不能用,以尺幅之纸当银三两,其能用耶?此钞存库可也。”咸丰年间的金融风波,其实是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匮乏,旧金融制度难以维系,在银码符号上以小充大,或滥发纸币都会造成平民百姓倾家荡产的危险,而国家赋税和军饷也随之落空。骆氏深明此理,也为湖南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第二件事是“剔漕弊”。是指湖南带头牵动邻近四省实行以减漕赋为主(包括地丁银)的改革措施。咸丰四年(1854)秋,湖南战事趋于平息而结束,作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不能不考虑到下面两个相连而又相关的问题:一是如何安定人心,以防动乱;二是如何筹措军饷,以协助邻省战事,包括支持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在江西与太平军激战。这时左宗棠正做骆氏幕僚,因而减赋之事实由骆左二人共商筹划,骆氏决策。减漕赋具体缘由是一个叫周焕南的举人到藩司递请“求核定征收钱粮章程”,被拒斥解发回湘潭县所引起。是时,情形严峻,湘潭县以往收钱粮四五万,咸丰四年只得四千余两。次年七月无人征纳。佃户们又因纳租后,收成不够成本,以致纷纷退佃。稍后,周举人再次上长沙司院递呈,骆氏与粮道商议后,经修正,准按湘潭章程“完纳钱粮”,一时群情大快。骆氏又将各县阻挠粮户递请改例的官员撤任或解职,或不传见,示以颜色,一时“官场为之肃然”。湘潭钱粮的征纳到十二月,已报十万两有零,足见骆氏改革漕弊的措施,农民是欢迎的。咸丰八年(1858),改革已有三年成效,骆巡抚才向朝廷奏明。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俱学“湘潭章程”,参照修正而行。据今人研究,当年“湘潭章程”折合实减原额大约22%左右。
  有一段时间,骆和曾国藩私谊颇差,屡有磨擦。曾氏建湘军之初,湖南提督鲍起豹极其怀恨,曾鼓动士兵武装围攻曾国藩住处,骆氏近在咫尺却佯装不知。又如左宗棠为女婿捐军饷之事与曾闹翻,形成“仇隙”,骆氏站在左宗棠一边,甚至不愿与曾国藩见面。曾国藩停舟在长沙城外,骆秉章前往邻舟拜客,却对曾国藩“跬步不前”。但骆氏作为湖南军事首脑,他识大体、顾大局,曾配合共同对付太平军还是占第一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在骆的羽翼之下组建成军。据查,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派湘军入浙江,而湖南省经骆氏批核每月解银支援湘军达30万两,一年为300余万两之巨。曾国藩困守南昌,骆氏命刘长佑、江忠济等部急援江西,义无反顾。
  骆秉章不仅是湖南首脑,而且是一省之军事统帅。他调兵遣将肃清了本省的农民起义,还屠杀邻省之农民义军。他指挥大军,命罗泽南进攻岳州和湖北崇阳、通城。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再克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向骆秉章求救。骆马上命鲍起豹帅水师先行,彭玉鳞继进。在广东洪兵义军到达湖南时,他在郴州、宜章等杀害青年将军何禄。十年守湘战湘而“援鄂、援黔、援江(西),裹粮趋事,而出师有力。”骆氏在湘军谋策划,多有容人之度,尽选用贤才。与骆共事,无掣肘之感,也会扬人之优。骆氏每到幕府暇适,见左宗棠同二三幕僚慷慨论事,旁若无人,谈笑风生,毫无因自己是幕府之主公而感不快。论争间,“骆公不置可否,静听而已。”
  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7月),67岁的骆秉章奉调入川“督办军务”。先是,云南义军李永和与蓝朝鼎兄弟已由云南入川,袭取了数十里物资富饶的自贡盐场,队伍发展至10余万,而且大军指向川西和成都。川军督师忙于互相推诿和攻讦,调驻藏大臣崇实入川,也无济于事。时李蓝义军距成都仅70里,成都危在旦夕,此乃清廷十万火急调骆氏入川之因由。
  是时,李蓝义军进围绵州,骆氏帅湘军萧启江部一万二千余人入川。他摸清形势后,针对敌方“分兵略地”之战略,决定实行集中兵力分别击破的方针,并施展反间,分化瓦解。当两军对阵之时,蓝朝鼎部下参与机要的文书黄鼎叛变,骆氏遂掌握义军布防的一切军事机密。
九月五日,清军合围猛攻,义军退守丹棱,但清军步步逼进,义军虽一部突围,但蓝朝鼎壮烈战死。之后,骆秉章集中兵力再围铁山根据地,川军、湘军封锁四方,最后引环龙河水淹灌。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五日(1862年10月18日)发动总攻,李永和突围中战死,至此,经年余苦战,李蓝主力已经被歼灭。是年京察,“赏加太子少保衔”。
  越年春,石达开兵分三路,从云贵边界攻入四川,三月二十七日(5月14日),三四万太平军经冕宁小路进抵紫打地,准备横跨大渡河,直取成都。哪知,一个由骆秉章策划,由川军、湘军和土司“夷兵”组成的大网撒在大渡河两岸。四月初四(5月27日),石达开义军乘筏渡河,“俟低其半,以枪炮连环袭击”无一生还。十二日(5月29日),清军劫取马鞍山,太平军粮道尽失,陷入死地。最后激战至6月13至27日,骆命人竖起“投诚免死大旗”,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表示以个人生死来换取部下生命安全。骆氏乘机派杨应刚赴紫打地石达开大营游说,“力劝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见“大势已去”,被迫“订盟”。其部下缴械投诚后,发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二千人安置在大树堡寺庙,但随即在一个夜晚,清军发动袭击,全部惨遭毒手。这是骆秉章的另一面。同治二年五月十日(1863年6月25日),33岁的太平天国将军石达开在成都经骆氏批准,被清军凌迟。当时骆氏信誓旦旦的“投诚免死”之言,成为骆氏“仁信”的又一面。清廷再加赐“太子太保”。
  天京陷落之时,清廷论功行赏,称“四川总督前任湖南巡抚任内,荐贤使能,创办团练克复城池。其欲楚师饷项,尽心筹划,不遗余力……著加恩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同治六年(1867)再升“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其地位声势赫赫,炙手可热。当时人评:“曾文正公督两江,凡湖广两粤闽等大吏之黜陟(升降),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骆公督四川,凡滇黔陕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七日(1867年12月12日),骆秉章因病死于任上。清政府赠“太子太傅”,入祀良祠,给谥号“文忠”。著有《骆文忠公奏议》、《骆秉章自撰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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