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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明清佛山冶铁业兴盛的原因
邝倩华 (佛山市博物馆陈列部     文博馆员)
 
  摘 要: 佛山的冶铁业在明清时期发展至最高峰,是有其客观和主观原因的。客观上,是由于有一定冶铁技术的外来氏族迁居佛山,清初佛山免受清军屠戮及清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再加上当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从而为佛山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同时佛山有优越的水运条件和佛山人民辛勤的劳动、绰越的智慧,最终使佛山的冶铁业名扬海内外,佛山的经济也因此得以发展,其在清初的繁荣景象,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广州。

  关键词: 明清 佛山 冶铁业 兴盛 原因 外来氏族 官准专利 水运条件 经济发展

  引言

  佛山的冶铁业兴起可追溯到明宣德年间,由此至清朝康乾盛世时发展至最高峰,清末又衰落下去。 到了今天,佛山已经没有冶铁这个行业了。历来学者对有关佛山冶铁业的历史研究得并不很多。从 70 年代中开始,各家的论文才陆续散见于各大学术报刊,如蒋祖缘《试谈明清时期佛山的军器生产》(《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鲍彦邦《明清广东铁农具的生产》(《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7 年第四期)、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等。其中,又以罗一星的著作最为系统,研究成果最突出。他利用搜集到的族谱、碑刻、文献和文物资料,对明代佛山冶铁业的发展概况、炉户及其经营方式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清代时期佛山的冶铁业状况,他则运用了图表、数据分析、销售网络分析、对比法等方法来对当时佛山冶铁业的发展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例如谈到铁的年产量时,他就用列表来说明,证明由明到清,佛山冶铁业是不断地发展的。他又运用当年的运销旗票期限表来论证当时佛山冶铁原料的来源地。另外,他还提出了“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他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商品结构、商人组织、市场网络这三方面分析当年的广州和佛山的经济地位,以证明当时广东有两个中心市场——广州和佛山,而佛山之所以具有的中心市场地位,大部分原因是它有发达的冶铁业。 佛山的冶铁业在明清时兴起、并发展到名扬海内外,它的兴盛不仅改变了佛山当时的经济结构,而且它使佛山经济开始发展,并最终使佛山成为“天下四大古镇”,它甚至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佛山冶铁业的兴盛是有其原因的,以往也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但他们大多是针对其中一个方面,并不全面、系统。在本文中,我将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见解进行再分析,试图为佛山冶铁业的发展找出综合的原因。其中,我对当时的地图进行研究后发现,佛山优越的水运条件是冶铁业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下面我将就此作详细的论述。首先,我将简单的描述一下当时佛山冶铁业的概况及佛山城市发展的情况。

  冶铁业的兴盛

  “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 。明代是佛山冶铁业崛起,发展乃至名扬天下的时期,也是使佛山铁器畅销全国乃至远销东西二洋的时期。

  佛山最早的冶铁出现在新涌边。到了永乐以后,在大墟——祖庙一带出现了新的冶铁点 。在佛山最初从事冶铁业的以佛山堡八图(里)居民为主, 而且多以家族经营。例如,鹤园冼氏,细巷李氏,东头冼氏,江夏黄氏,纲华陈氏等。他们通常以家族经营为主,再利用其特有的技术和商业头脑,使他们经营的事业欣欣向荣,更因此而使佛山的冶铁业成为岭南的一大手工业。

  当时经营冶铁的家庭被称为“炉户”。炉户既是一个基本生产单位,也是一个基本赋役单位, 同时也可以指炉主。一个炉户可以拥有若干个化铁炉。化铁炉是生产工具,现存于佛山博物馆内的清代化铁炉,高 80 余厘米,直径 70 厘米,内径 40 — 60 厘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佛山的炉座都很小,“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 。但当时的炉户却有很多。崇帧年间,广州府推官颜俊彦曾说:“审得佛山炉户,计数万家。”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佛山炉户数量是十分多的。当时有一首诗就描写了众多炉户一起开炉时的繁忙景象“铸犁烟接铸锅烟,村畔红光夜烛天”。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炉房的数量比明朝少了很多,但规模则大了很多。因此,从事冶铁的人员数目也逐渐增加。据统计,在乾隆时,整个佛山冶铁工匠不下二、三万人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看来,当时佛山的冶铁业十分繁盛,更是当时佛山的主要经济支柱。佛山也成为了广东最主要的冶铁基地,年产量达四千五百九十多万斤。

  每年,佛山有大量的铁器远销到全国各地。各省商人也长途跋涉来到佛山购买铁器。“两广铁货所都 ,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在南雄梅岭道上“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 …… 日有数千(驮)” 。当时佛山的铁器主要运到两湖、浙江、河北、天津一带,也是宫廷里的御用品。同时,佛山铁器也有外销。但由于明清时实行海禁,佛山的铁器都是由“黠者”(走私贩子)利用佛山与澳门之间的水道,走私出洋的。

  佛山的铁器之所以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它的产品种类繁多和质量优良。 当时佛山的铁器产品以铁锅为主,铁锅也是当时佛山冶铁业的拳头产品。佛山远销到全国的铁器之中也是以铁锅为主。康熙 《南海志》卷七记载南海县物产时称:“多铁锅,出佛山。”铁锅在当时甚至作为佛山的土特产来出售。除了一般的铁锅,佛山还铸造千僧镬。现存鼎湖山庆云寺的千僧镬,就是佛山万声炉在乾隆十一年( 1746 年)铸造的。该镬深 93 厘米,直径 205 厘米,每次可煮 300 人的饭菜。此外,佛山还铸造铁线、铁钉、土针,甚至钟鼎。 到了明末清初,佛山还开始铸造大炮以作朝廷防卫外敌之用。清代前期,佛山冶铁业的产品还有铁犁、铁灶、铁链、铁锚、铁画等,一应器物,无不齐全。

  依靠冶铁业的兴盛,许多从业的宗族因此而成为富商巨贾,并推动着佛山经济的发展。 清代,佛山进入商品经济繁荣时期,百业昌盛,人口众多。在康雍乾三朝,佛山人口达到了明清时期的最高峰。同时,珠江三角洲各县人民纷纷遣送子弟到佛山“学工艺,佐懋迁” 。例如,四会县“道光初,俗渐奢华,富者日贫,贫者盖不给,遂相率往佛山、省城,以图生计” 。另外还有不少文献记载了佛山商业的繁荣状况,而且这种繁荣不是一般的繁荣,而是远胜于广州的繁荣。如康熙时期吴震方的《岭南杂记》记载:“佛山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皆家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百不及一也。”同时期的迹山鹫也在《咸陟堂集》中提到:“佛山为南海巨镇,货贝之所出入,仕宦商旅之所往来,声华文物之胜,拟诸京邑。”徐琦的《清稗类钞》也说:“佛岗(山)之汾水旧槟榔街,为最繁盛之区。商贾丛集,阛阓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省垣不及也。” 以上所列,多数都把佛山与广州作比较,从中我们可以不难地看出各作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当时佛山繁荣的赞叹。如果他们所言属实的话,那么佛山的商业贸易状况和市场面貌就胜于广州,至少也可以认为是不相百仲了。而佛山的繁华极大部分是得益于冶铁业的兴盛。佛山的商业百分之八十以上与冶铁有关,《明清》第 50 页转摘《丘文庄公集》卷七《东溪记》中说“居民大率以铁冶为业”。而当时运输业和商品贸易的对象大部分都是铁器。根据雍正年间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称:“(夷船)所买铁锅,少者自一百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一千连者。其不买铁锅之船,十不过一二。铁锅一连,大者二个,小者四五个不等。每连约重二十斤,若带至千连,则重二万斤。” 。从此可见,康乾时期,佛山每年出产铁锅的数量是相当多的。冶铁业是佛山城市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冶铁业是佛山最重要的手工业。冶铁业的大业主,是佛山最富有的家庭。他们掌握制着佛山的经济命脉,也掌握着佛山的政治权力。到了这时,佛山与汉口、景德、朱仙共同得“天下四大镇”的美誉,同时又和北京、汉口、苏州齐获“天下四聚”的殊荣。

  兴起的原因

  佛山的冶铁业如此发达、昌盛,是有它的独特的原因的,这其中又包括政治、历史、地理等因素,下面让我简单地分析一下。

  一、有相关冶铁技术的外来氏族的定居,加上产品质量优良,造工精美,是佛山冶铁业兴盛的首要条件。

  明之前,佛山居民多以农耕为业。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佛山居民的职业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居民“大率以冶铁为业”,从事冶铁的民户已经相当多了。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

  事实上,当时从事冶铁的主要有几个家族,除了前面提到的鹤园冼氏、细巷李氏、东头冼氏、江夏黄氏、纲华陈氏以外,还有佛山霍氏、金鱼堂陈氏、石头霍氏、石湾霍氏等。单从这些家族的姓氏就可看出,他们并不是佛山的土著居民(根据佛山的老居民回忆,佛山的土著居民只有四大姓,就是“鸡、田、老、布”,这四姓以外的姓氏,全都是外地人)。外来氏族迁入佛山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中原和东南氏族经南雄珠玑巷南迁 。宋元以后,由于中原战乱,经济中心南移,外省氏族,特别是中原地区的人民,他们一家大小,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佛山定居。例如,细巷李氏,他们的祖先李广成 ,在宣德年间从陕西陇西迁到佛山 。根据《李氏族谱》的记载 :“吾家广成公得铸冶之法于里水(佛山附近),由是世擅其业。”自李广成后 ,李家都世代从事冶铁业 。江夏黄氏也是冶铸世家,他们祖籍是福建邵武,到佛山后仍从事铸冶车模业,到了清中期才衰落下去。二是本省高凉地区的土著居民,特别是以冼夫人为首领的高凉地区冼氏部落,他们的祖先也在唐宋时迁徙到佛山,并定居下来,例如今天佛山还有专供冼氏聚居的冼 。东头冼氏就是广东吴川人,他们本是从事采矿业的,后来改为冶铸,由于经营有方,逐渐富裕起来,成为佛山一大巨富 ,而其族人冼桂奇更官至南京邢部主事。以上所说的这些氏族,他们本来都不是佛山人,但他们带着自己原有的技术,迁居到佛山 ,继续其冶铸事业,并逐渐扩大,由于利润丰厚,从而也带动了佛山的原居民也开始从事冶铁业。 佛山铁产品的质量十分好,特别是铁锅,远销到全国各地 。佛山铁锅“铸成时,以黄泥豕油涂之,以轻杖敲之如木者良,以质坚,故其声如木也,故凡佛山之镬贵 …… ”,就算远至长江一带,“人能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 既精,工法又熟也。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 。除了铁锅,佛山其他的铁制品,如铁钉、铁丝、铁线等都很受当时各地买家的欢迎。而现存与佛山祖庙内的北帝铜像,高 2.8 米,宽 1.63 米,重 2500 公斤,表情慈祥,逼真。而殿内的其他铜像造工同样精美,他们都是明朝冶铁业的产物。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业铁技术的高明,也可从侧面知道明清佛山冶铁业兴盛的原因。

  二、 明代铁矿业由官营向民营转变,从而激发了民间开矿的积极性。而“官准专利”又确保了佛山的铁料来源,为日后佛山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北宋初年,广东已经有官营冶铁场了,但主要分布在英州、梅州和连州 。到了明洪武初年,广东阳山县官冶仍很兴盛。到了洪武二十八年( 1395 年),“诏县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给课税,每三十分取其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到了这时朝廷已基本上同意私炼,但每年要交 1/15 的税金,从而标志着广东铁矿业由官营到私营的重大转变。从此,广东“铁冶则岁办以为常”。到了嘉靖年间,平均每年课税五千八百一十七两 。按书中记载,每万斤生铁课税三两计算,那么每年佛山就出产接近二千万斤的生铁(一千九百三十九万斤)。到了清初,清政府将佛山铁器生产列入“官准专利”,规定“通省民间日用必须之铁桶、农具,必令归佛山一处炉户铸造” 。佛山冶铁获得“官准专利”,政府规定两广各地所产的优质生铁都必须运到佛山集中冶炼,“诸炉之铁既成,皆输佛山之埠” ,这里包括了广西、怀集、罗定一带的优质生铁 。采矿业的扩大和清政府的保护政策确保了佛山冶铁业的原料数量和质量 。这是佛山能够生产优质铁器和成为最大铁器产地的重要原因。

  三 、清军入关并没有对佛山进行屠戮,清朝政府对佛山的冶铁业也给予了支持,这也是佛山冶铁业得以继续发展的政治原因。

  崇祯十七年( 1644 年)十月,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明军南移,并先后建立了"绍武"、“永历”两个政权。顺治四年和七年,清军分别围攻广州,最终广州被攻陷,清军大肆屠杀,并造成“血洗十八铺”的惨剧。佛山临近广州,广州被屠城,佛山也危如累卵,曾有两次藩兵想围剿佛山。

  第一次在顺治七年( 1650 年)十一月。根据《平南王元功垂范 》记载,平南王的部下由于佛山“密招不应”而想剿佛山 。但平南王看到佛山地处交通要道,商贩云集,是"贸易百货在是之地",为了"吾等之利",放弃了围剿佛山的想法,从而保住了佛山。

  第二次在顺治十一年( 1654 年)十月,当时李定国攻下新会后,大军还师途经佛山,藩兵又想劫掠富饶的佛山,但两广总督李率泰及时制止了,而使佛山再次幸免于难。

  清初佛山的免受屠戮,对佛山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很有益的 。经济方面,佛山在广州被屠城后接替了广州的大部分功能;在社会方面,由于幸免屠戮,佛山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得以保全,使佛山的社会以稳定的态势继续发展。由于这两个方面,使得佛山的冶铁业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且在规模上有了进一步扩大,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在清初,驻粤藩王对两广征收重税,并在佛山设立了“铁锅总行”等税敛机构 。而佛山镇内的恶霸“拦路虎”杨四等人作威作福,勒赎诈索。这些都阻碍了佛山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康熙二十年( 1681 年)朝廷撤藩,被征收的重税酌情发还 。随后,佛山“拦路虎”杨四等人被捕正法。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广东官府决定减征省城、佛山二埠的落地税 ,减税幅度较大,均在百分之二十三以上,而且有很多重要的商品还予以免税。这些商品大都在佛山生产,这就有利于佛山商品的生产和交易。

  清初佛山幸免于难和其后清政府对它的优惠政策,都从客观上为佛山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这是佛山冶铁业在康雍乾三世进入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

  四 、良好的水运条件,为佛山冶铁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地理环境。

  佛山在明以前叫做墟,到了明朝建立以后 ,省官府把佛山和周围的十五村合划为佛山堡,编为八图(里)。佛山堡被佛山涌和新涌包围,理论上说,四周都可以停船。但更有利的条件是佛山涌有许多支流流入堡内,其中有三条是最重要的。第一条是新涌的南段,它在茶亭处分为两支,一支向北伸入堡里,再从龙母庙出海,另一支则深入白勘头,叫大塘涌。第二条是位于佛山堡西边的旗带水,它是从山紫村附近分支经过龙母庙前,深入到莺岗脚的新涌支流。最后是在北边的潘涌,是从北面的汾水伸入到大墟附近的支流 。这几条支流两岸,依次成为佛山社区发展的最早核心地带,特别是旗带水,它流经祖庙前,那里恰好是佛山最早的冶铁地点。据说,新涌边的旧佛山八景之一的“孤村铸炼”就是这里。

  另一方面,佛山处于佛山涌的要冲 。佛山涌西通北江、西江干流,东流至广州与流溪河交汇。在以前,船只从广州出发,经石门水、官窑涌,再由北江和西江干流出海,比用佛山涌要快。但从明朝晚期开始,官窑涌越来越淤塞,船只难以通过,于是只好改道佛山涌了。这样,佛山就成为水上运输的重要港口 。在当时陆上交通十分落后,空中交通更未出现的时候,水上运输无疑是最方便、最省钱的运输方法了 。再加上佛山堡内水道纵横,外地铁料不仅可用水路运输到佛山,更可以运到堡内各处的冶铁作坊。这就为冶铁业的生产提供了方便、有利的运输条件。

  佛山本地并不产铁矿,它要发展冶铁业就必须从外地输入原料 。佛山的铁料来源地主要有罗定、东安(今云浮)、南雄、韶州、连州、怀集等地,最近的也来自广州。铁是一种粗重的东西,如果佛山没有便利的水路运输系统,仅仅靠马车、牛车,生产铁器所必须的原料根本无法运达佛山堡内。佛山的手工业者就是依靠本地有利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他们优良的技术,而发展起冶铁业的 。冶铁人员利用全省各地的优质铁料,打造出各种铁器。之后,他们利用水路 ,把产品直接运往全国各地。珠江三角洲一带发达的水运更有利于佛山铁器向外营销。同时,由于佛山有河道直通江门和澳门。澳门当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佛山的铁器由此而走私到澳门 ,然后再远销到世界各地。因此,严格来说,佛山铁器,特别是铁锅能远销至东西二洋,不仅是依靠其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也有走私贩子的一点“功劳”。

  由于水运条件优越,使得佛山较容易地获得优质铁料,再加上其优良的制造工艺 ,从而制造出优质的铁器;而水运又把佛山的铁器带到全国,乃至世界,从而又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水运的优势是佛山冶铁业兴起、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了这个优势, 佛山的冶铁业不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

  五、 明清广东经济发展和国防的需要,也极大地促进了佛山冶铁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到了南宋时,中国经济重心已经确定在南方了,岭南一带经济开始发展。佛山由于邻近省城,经济发展拥有有利条件。到了明清时期,广东经济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特别是各地垦殖业、治海围垦业及农业商品性生产日益发展。这里又可以分为三点: 首先在明朝时候,珠江三角洲正处在耕地开发时期。 洪武二十年,耕地面积为二万三千零七十五(千亩),到了万历二十年,就增加到三万二千三百五十六(千亩),而且有大量的新沙田,数字就难以确定了 。开发耕地,对于铁农具的需求就自然增加了。由于佛山铁器的质量优良,品种繁多,一应俱全,这就使广大的农民都乐于使用产自佛山的铁农具,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佛山铁农具的生产。同时,明朝中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耕地迅速扩大的时期。这时,佛山的铁器已经在全国很有名气了。这使得许多外省商人每年带着“数十万”巨款来到佛山,“皆置铁货而北”。

  其次,珠江三角洲地处热带边缘,特别适宜甘蔗生产。 由明中叶开始,糖蔗种植面积迅速扩展。番禺、东莞、增城有五分之二的地种植糖蔗,阳春更达五分之三。他们煮糖用的锅俗称 "糖锅”,“锅径约四尺,深尺许,载汁约七百斤” 。每年榨糖的季节,“上农一人一寮,每寮三锅”,而且要经常更换旧锅,这样算起来,每年锅的需求量相当巨大。同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仅有佛山的铁锅是能作榨糖之用的。当时,佛山铸锅采用的是独特的“红模铸造法”。用这种工艺制造的薄型铸件,金属组织十分细密均匀,表面光洁度极高 ,成品率更可达到百分之百 。因此,铁锅成为佛山冶铁业中的拳头产品,并由此而名扬天下,畅销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

  第三点原因是与广东地区的造船业发展和国防需要有关。 珠江三角洲水道纵横,造船业从明中叶之后逐渐兴起。“广船视福舡尤大,其坚致亦远过之” 。古时候造船的质量取决于船板入钉的疏密。明《龙江船厂志》卷六记载“造船之弊”八条,其中就有“入钉稀疏”一条,可见铁钉在古代造船上的重要作用。明末广东地方官府在佛山建造“五大战船”,“钉之费倍于线、锁” 。康熙年间,广东官府又造各种河船六百八十二艘 ,铁钉需求又大大增加。而当时的船厂刚好设在广州,这无疑会刺激佛山铁钉业的发展。此外,铁链、铁锚、铁线等船用品都取于佛山的冶铁业,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佛山的冶铁业。

  此外佛山还在清初就铸造大炮。在嘉庆十四年( 1809 年),佛山铸造了一批二千斤至五千斤的大炮,安放到广东各地,如东莞虎门、广州等地。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年),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两广总督祁贡委托佛山乡绅梁应琨“监造八千斤大炮数尊,运解至省” ,同时又铸造二千斤至五千斤大炮一大批,炮身上都铸有“炮匠李、陈、霍”字样,至今还保留在各地。另外,佛山同时期又铸造了一尊一万三千斤的铜炮。这表明佛山冶铁业在这时已经能够铸造超大型铸件。这在国内冶铁业同行中是罕见的。

  至此,佛山冶铁业已经到了它的顶峰 ,但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大批廉价的洋铁器输入,洋铁器的质量和款式都优于佛山的土铁器,这就沉重地打击了佛山的冶铁业。从此,佛山的冶铁业走向低谷,并在清末时绝迹于佛山。之后,“广锅”成为了历史。由冶铁业所创造的佛山繁荣景象也一去不返了。

  通过以上的叙述 ,我们可以看出,佛山冶铁业在明清时期是十分发达的,技术水平也十分高。由于冶铁业的兴盛,促进了佛山经济的发展,使佛山在清代成为“天下四大镇”,并且与北京、汉口、苏州齐膺“天下四大聚”的美誉。可以这么说,清代康雍乾三朝是佛山最值得骄傲的“黄金时代”。其实,这一切都依赖于冶铁业。佛山冶铁业兴起并发展有其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上是由于佛山有良好的水运条件和精湛的铸造技术;客观上则由于政策上的优待,如采矿民营、冶铁取得“官准专利”权等政策,使其发展获得物质保证。而清初佛山免受屠戮及当时广东经济的全面发展又为佛山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由于这些原因,使得佛山的冶铁业兴盛、发达 ,进而使佛山的经济繁荣、百业昌盛。但由于历史原因,佛山的冶铁业到了清末就衰落下去,并在佛山完全绝迹,佛山独特的冶铁技术也就失传了。到了今天,在佛山留下的有关这个时期冶铁业的遗址仅剩下祖庙旁边的坭模岗(这是由当时冶铸废弃的坭模堆积而成的)。现在我们佛山的年轻人,只能通过这一遗址,想象当时佛山冶铁业的兴盛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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