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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碑刻档案的收藏价值
邹文平 (佛山市博物馆馆藏研究部     文博馆员)
 
  “寿同金石”是人们常用的吉祥语。自古以来,记录文字的材料有石、竹、纸等多种。随着岁月的流逝,各种因素对档案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古代的纸质文献保存至今的,明代档案已为数不多,唐代档案更是异常珍稀,唯金石档案中的碑刻相对来说具有长久保存的性能,它耐损力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自秦汉起,记功述事,多赖于石,上下历经二三千年,且分布地域非常辽阔,遍布大江南北。只要具备制作条件,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都可利用石刻这一形式。

  佛山迄今发现的明清碑刻为数不少,内容也相当丰富,涉及商业、手工业、行会、社学、典章制度、乡规民约、寺庙维修、水陆交通、赋税制度、宗族势力等等 ,可以说,各种社会活动无所不包,为有关专家学者研究佛山地方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材料。

  其一,碑刻档案是编史修志的重要材料。编修志书,要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以往人们生产、生活的重大事件,而在从前几乎没有什么传媒工具的时代,一些需要民众知照的乡规民约、典章制度,或者是褒奖、颂扬名人盛事等,都喜用勒石形式进行。所以碑刻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反映了有关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情况,是当时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佛山博物馆收藏的乾隆、道光、民国三个时代的《佛山忠义乡志》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修的《佛山文物志》中,碑刻都成为其中“金石编”的主要收录内容。这样,碑刻弥补了其他档案材料和史书记载的不足,更好地记录和传播历史信息。

  其二,碑刻可以为研究佛山历史文化提供佐证。有关文献对佛山历史的记载不多,而碑刻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它记载着各时期佛山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把这些碑文加以综合研究,可探知不少重要的历史信息。

  佛山自明中叶以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和手工业重镇,明末清初更被誉为与汉口、景德、朱仙齐名的“天下四大镇”之一。那时的佛山商业兴旺,店铺林立,有冶铁、陶瓷、纺织、成药、民间工艺、五金加工等二三百个行业。对这些行业情况,史书记载不多,我们仅从城镇遗迹和老人访谈中略知一二,碑刻则为此提供了大量佐证。《饬禁私抽设牙碑记》有“佛山向以开炉铸锅为生”的记载;对于与冶铁业齐名的陶瓷业,《三院严革私抽缸瓦税饷示约》则有“居民以陶为业,聚族皆然”,“缸瓦税饷今奉三院宪批,永行禁革”的批示;另外还有《鼎建帽绫行庙碑》、《参药行碑记》、《铁线行碑记》等等。由于商业的兴盛,特别是外地客商的增多,镇上先后出现了许多会馆,作为提供同乡人住宿、停留、聚会、推进业务发展等相互济助之所,我们可以从《鼎建佛山炒铁行会馆碑记》、《重修山陕会馆碑记》、《重修轩辕会馆碑记》等碑记中了解到会馆的沿革及行业情况。还有,一些来祖庙参观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个疑问:祖庙为什么又叫灵应祠?如果看过明景泰二年的《佛山真武祖庙灵应记》碑刻,自然清楚“灵应祠”之名是因为明朝正统年间,佛山乡民成功抵御黄萧养起义军,皇帝认为此乃北帝“灵佑”,遂敕封祖庙为“灵应祠”。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碑刻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三,碑刻是进行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碑刻是历史上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它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历史信息,是进行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佛山博物馆在陈列展览中,利用现有碑刻专门开辟一条碑廊,向观众展示佛山碑刻自明清以来的发展概貌,使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本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满足了观众的多层次需求,激发人们从知我佛山到爱我佛山的自豪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基于上述原因,佛山博物馆把碑刻(拓片)档案列为本馆重要的业务档案之一,并进行广泛收集和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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