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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简书艺探源兼论其寄居佛山
苏东军 (馆藏研究部  副主任  文博馆员)
 
  黎简(1747——1799年),广东顺德弼教村人,字简民,号二樵,一生淡薄仕途,无意科场,多用志于诗文,“足不逾岭,而名满天下”,兼善书画,有诗、书、画“三绝”美誉,著有《五百四峰堂诗钞》,是广东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书画艺术家之一。
  关于黎简的艺术评论,诗与画历来多受关注也最受推崇,实际上他在书法方面的水平也极高。他自认其书艺高于画艺,为此曾亲刻一枚图章“诗一字二画三文四”(1),可知他在书法方面是颇为着意的。关于他的书法,稍晚于其后的著名诗人张维屏(1780—1859年)称“粤东百余年来,论书法推四家:冯鱼山(敏昌)、黎二樵(简)、吴荷屋(荣光)、张澥山(岳崧)”(2)。康有为也很赞许黎简的书法,列为清代广东的书法大家,并说“吾执笔用九江(朱次琦)先生法,为黎(简)、谢(兰生)之正传”(3),表明在书法方面深受其影响。

  一、 关于黎简书法艺术的渊源
  从留存的书迹看,黎简真、行、草、隶、篆皆擅,而行书、隶书最工。从书法发展史角度考量,清代书史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帖学逐渐衰落,碑派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4),乾嘉时期属于角力过度阶段,帖学书法盛极而衰,碑派书风伴随金石考据学的浪潮而萌发壮大。黎简正处此时,其书法艺术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他的书法总体而言无疑要归属于帖学一派,而他的篆、隶向秦汉碑版取法,显然具有碑派书家的旨趣。
  关于黎简书法的风格与渊源,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中言:“(黎简)生平擅诗书画三绝。……其书意态欲追晋人,中年兼学李北海,晚年写苏、黄两家之体居多”(5)。此评论多为后世宗尚引用。谢兰生论其书法谓:“老辈能书者,惟二樵山人执笔最正。每书整襟端坐,悬腕书徐,一点一撇皆有停顿。与人札翰,虽匆匆应酬,亦不苟作。同时有善楷书能一日万字者,山人箴之曰:‘君何忙事而不耐烦,似此作字,一生都无复长进矣。’其憨直如此。性敏颖,或过友人斋头,见古人名迹或名帖,辄凝神注视,移时不语,归而作书,便与神肖。初时不写分隶,有客强之书,取法《曹全碑》,玩味久之,一落笔便工妙,他人十年不逮也。故其书与画并传。予谓其书尤胜于画。”(6)谢兰生(1760—1831年),为清代广东著名学者,工书善画,其父与黎简交情深厚,其本人与黎氏有师生之谊,书画深受熏陶。谢氏曾亲侍黎简左右,目睹耳闻,所以他对黎简书法的评论最为真切详实。从中可知,黎简对书法是非常看重的,极为用力用心一丝不苟,其严谨的态度直接奠定了其书法风格神貌。
  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7)的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书法学习及书法审美上被奉为最重要的法则之一。历史上几乎没有书法家不受“二王”流风神韵的熏陶和浸染,黎简亦不例外,这点张维屏已提到。事实上,对于被尊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黎简是非常钟爱和仰慕的。1788年,他曾写下一首名为“读禊帖有感,因寄李正夫乞此帖”的诗,尾有“诸妄都空惟有此,他年书墓是相酬”(8)句,竟生以“兰亭”帖为葬而无憾之意,可谓珍赏之至。
  黎简也确实收藏过一件《兰亭序》。他所藏的《兰亭序》拓本是历史比较著名的版本之一的“东阳本”,据悉“馆藏此帖为明,无年月,封首题‘五百四峰草堂旧藏东阳何氏兰亭真本’,割裱本,三开,高二十四厘米,宽十一厘米,黎简题签”(9)。除封首有黎简题签外,内钤盖有他的“五百四峰长”、“黎简私印”等印鉴,为黎简所藏确定无疑。篇末有郭适的朱笔题跋,惜跋文已模糊难认,依稀可识署款“壬子年十月”。据《岭南画征略》记:“郭适,字乐郊,又字郊民,顺德布衣,寓广州越秀山,榜所居曰就树堂;性放荡不羁,诗如其人,作花卉擅用墨,尤喜画牡丹,墨法如染色”。(10)其生年不详;卒年,据《顺德书画人物録》中定为1794年。黎简和郭适关系甚密,诗集中存有多首与郭氏唱和的诗文,最早的一首为1778年。郭适题跋于“壬子年”即为1792年,表明至晚黎简得到该帖的时间不会超过此时,这与他1788年写信向李正夫索求禊帖的时间相距不远,因此这件拓本极有可能就是得自于好友李正夫所藏。
  黎简死后不久,这件拓本转归了一位王姓人士。当时任职惠州知府的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与游学广东的江南知名文士吴慈鹤一同观赏并分别留题:“嘉庆癸亥年闰二月朔宁州伊秉绶观”,“嘉庆癸亥闰月朔日东吴吴慈鹤在王□谷座上观”(11)。从题款看,至迟“嘉庆癸亥”即1803年,黎简身故后四年,该物已经易主了。后来几经辗转,最后为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梁启超收藏,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梁启超甚为珍重,用正书恭敬地题记:“吾于兰亭学至陋,未审东阳何氏本历史何如,此本有黎二樵藏印,有伊墨卿馆款,有郭乐郊朱跋,吾以是宝之。乙丑正月梁启超题藏。”(12)
  由上可知,黎简确实受到了晋人特别是王羲之书风的影响,当然黎简更多的是师其“神”而非其“形”,即如张维屏所言“意态欲追晋人”,况且从上所述看黎简得见兰亭序珍本已年过四十,书风基本形成。
  黎简的书法与苏轼、黄庭坚也极有渊源,后世多沿袭张维屏“晚年多写苏黄体”之说。黄庭坚不仅诗名卓著,且擅写书法,为“宋四家”之一;黎简“诗由黄入杜”,爱屋及乌,由学黄诗而法其书,也是很自然的。但黎简本人并未提及书法受过黄庭坚的影响,倒是曾明确表示临摹过苏东坡的书体。1794年,黎简提到:“偶从好事者省予十年前所临苏长公嵇康养生论,装潢颇精,又多提拔,予觉惭愧。欲别书以易之,不得;欲题此诗于后,以志吾过,亦不得也,仍存诗集中,以谢知己。”(13)从中可知,在1784年即37岁左右,黎简就已仿临苏东坡的“养生论”名帖,而且已达极高的水平,为时人所认可宝爱,以致连作者本人多次索求都不得。为此他赋诗以记感慨,中有“心破毫芒转觉粗,坡公元自不工书(原注:‘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坡公语。)”,“就中已得嵇生诀,土木形骸道有余”(14),表明他对苏轼所倡导的不求工而求神的书法美学思想是非常认同和服膺的。
  所选行书诗文册页(图30),书于“壬子年”即1792年,黎简时年46岁,艺臻成熟,内容为春日雅集与诸多好友唱和吟咏的诗文,当时虽然“与欧退庵……诸君间日招饮,饮多阻雨”,但黎简兴致盎然,如其自言“笔兴时飞动,篇长费溯洄”(15),文思涌流,激情充盈,信笔挥洒,写就了这幅文书具佳的精品。全篇用笔流畅圆润,舒收自如,不流不滞,伏昂顾盼浑然,气韵雅致超逸,洋溢着晋人神韵。如果将这幅作品称为率性之作,那么这件行书扇面(图 22)应该归为经意为之了。这幅扇面录写汉何晏“景福殿赋”第一段落,仅署“石鼎”别号款而无赠属、年月,极有可能是用来鬻售的(黎简一直靠卖书画作为生计),因此用笔不苟,布局规整,点画有度,呈现一派沉着娴静之气。在画作上他的题文也多见此种风貌。
  黎简还擅长隶书,以汉法为宗,论者多言其取源熹平石经,如《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就云“(黎简)隶师《熹平石经》”,其实这多属推论之语,黎简本人并未言及。比较确信的是,正如前文谢兰生所记载,他从东汉名迹《曹全碑》获益匪浅。本馆藏有其临摹的《曹全碑》墨迹,笔画精到,结体端正,风貌俊赏流畅,气格古朴,水平极高,可谓尽得神韵。他对自己的隶书水平极为自信,1787年曾为好友李正夫题写“则经堂”隶书大字堂额,非常满意,赋诗自豪:“平生书极则经堂,虎死龙僵朽骨香;闻尔书空翘足睡,眼花襟上走云光。名堂樵老余三字,作记张郎有八分;更五百年人载酒,龙门声价到礽云”。(16)所选隶书轴(图21 )写于甲辰年即1784年,属于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窥见其隶书的发展轨迹。。

  二、 关于黎简寄居佛山
  黎简与佛山(佛山在清代仅为南海县属的一个乡堡,非现代意义的行政区划—以下同)渊源颇深,多次往来驻留,更曾寄居四年之久。黎简寄居佛山时正值人生多舛、艺文交嬗熔炼和创辟完善之际,实为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阶段,在其人生与艺术发展历程中占有特殊地位。
  关于黎简寄居佛山的时间,梁守中教授说:“曾在佛山住过三年”(17);《顺德历史人物》一书也记为三年(18);而《顺德书画人物录》则言:“在佛山住了四年”(19)。这三种说法,只是计算方法不同,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黎简寄居佛山的时间是比较清楚的,一般多采用苏文擢先生的说法。乾隆四十九年(1784)秋七月,黎简38岁,携家迁往佛山,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十日,42岁时,举家返回故里,历时四年有余。(20)在佛山,黎简居住的地方名“秋官里”。民国佛山方志在“名流故宅”目下,载:“黎简故宅,在观音堂舖,秋官坊”。(21)秋官坊属佛山古街,地处佛山古镇工商业中心地带,历史久远,乾隆乡志就已有记载,不过当时尚归“祖庙舖”(22);道光乡志,已划入“观音堂舖”(23)。
  黎简迁居佛山,其原因甚为扑朔迷离,其本人也语焉未详,相关记载更是寥寥。但可以肯定的是,必然发生了重大变故使黎简面临巨大的压力和窘迫,否则以“狂简”自居性格耿介兀傲的二樵先生怎会折角曲就,举家出迁,客居外乡长达四年。
  离乡前,黎简的确经历了人生大变故:妻子梁氏病逝。黎简夫人梁雪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廿日病逝,六月六日下葬,七月离乡迁居佛山。时间如此相近,说明黎简举家他迁与丧妻之事关系密切。黎简夫妇虽然生活清贫简苦,但伉俪情笃,恩爱至深。妻子死后,二樵本打算亲自为亡妻撰写墓志铭,由于哀伤萦怀竟三年不成,只好请人代笔;同时写了大量悼念忘妻的诗。对妻子如此情深,按说,黎简更应该在故园陪伴爱人的亡魂,又怎会在爱妻丧期不久,就携家离乡呢?而且一走竟长达四年之久。这委实让人惑解。若说遭此大创,二樵心力憔悴,不忍睹物思人,所以离开故地,但是在其诗文中时常透露出望乡浩叹还家不成之怨的无奈,又难解释。如在侨居佛山的第四个年头,二樵曾用三月之久作山水画十二幅以排解思乡之苦,并题识:“时客居佛山,久有归心,犹然滞跡,故写意云尔”(24),归家不成的无奈溢于言表。黎简说“久有归心,犹然滞跡”,耐人寻味。由此可知,黎简回乡的愿望非常殷切,但囿于某种原因的阻碍无法实现。
  黎简面临的又一人生变故是:续娶。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迁往佛山,次年十一月,续弦庞氏,距原配梁氏病逝一年半时间。续弦的直接原因是“无后”。梁雪为二樵生有两女,但无男嗣续传,因此续娶再生的想法由来以久。梁氏本人也颇为有意并积极筹备,弥留之际还殷殷劝告:“不孝罪无后,旋应择良吉;勉力为姻婚,为郎解沉郁”(25)。
  续娶之事并未带来多少喜悦,反而让黎简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写给女儿的诗中,黎简表达了心中的无奈和担心:“父娶为无后,母续恐有间。他时邻里人,冷眼窥我变。我生自此始,艰难坐恩怨。”(26)这同样令人疑惑。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盛行的时代,黎简因“无后”而续娶,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习俗,而且爱妻生前既已首肯并亲力筹措,可谓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为什么会让黎简忧心忡忡呢?
  从黎简写信给女儿看,这个压力似乎直接来自女儿。但此时长女黎琼尚小,且身为女儿,在那个时代,也没资格指摘父亲。黎简主要是担心女儿听信讹传,误解自己,所谓“他时邻里人,冷眼窥我变。我生自此始,艰难坐恩怨”。在请吕坚代写的墓志铭中,更明确的提到“恐儿女子口讹传失真,好事者傅会为之说,故志之”。(27)所以女儿不是黎简续娶压力的主要来源,这里面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个也是黎简在丧妻不久就被迫迁居佛山的根本原因。对这个原因,目前资料尚缺,有待更深入研究。
  黎简选择佛山作为寄居之所,也是有原因的。佛山镇与黎简家乡相距极近,隔河相望,二樵说:“自佛山东下三十里,至独树汛,对江即我乡也”(28)。黎简离乡是不得已,并非本愿,且爱妻新葬,不忍远离。选择佛山暂居,可以近望故园,稍解思乡之愁。
  其次,明清时期,佛山工商业发达,跻身“天下四大镇”、“天下四聚”之列。正如陈炎宗所说:佛山“自明而始盛,至国朝(清代)而大盛”(29)。乾隆时期,佛山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文化昌盛。黎简一生贫苦,靠卖文鬻画为生,当时正值人生交困时期,身心俱疲,病患缠身,更是家给无着。寄居佛镇,不仅能解决生活之需,而且可以静养病体、调理心性,可谓适得其所。
  再有,黎简与佛山颇有缘分,此前曾有过往,比较熟悉。年轻时,黎简求学于佛山田心书院,据《顺德县志》记载:“(简)东归旋后,从学者二:曰黄超,曰卢松长。超亦弼教人,以诸生主讲佛山田心书院,简从焉”(30)。这段经历,肯定使二樵对佛山怀有特殊的情感,在他受挫窘迫时,隐避此地,也是理所应当。
  另外,在黎简经常居住和活动的广州,出现了不利于他的言论。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尝说:“又且学问未尝,省中舆论,公不闻耶?常遭白眼,忽注青眼,此仆所不敢戴盆而望者也。”(31)这导致他无法移住广州只能选择佛山。
  总之,黎简遭逢人生和家庭的重大变故,身负丧妻巨痛,承受极大压力和打击,是被迫举家迁居佛山。对其本人而言无疑正经历人生之大不幸,但对其文艺创作却颇为有利,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佛山,黎简不仅顺利度过人生最艰难时期,而且迎来了文学和艺术发展的新局面。
  在诗文方面,思如泉涌,境界大开。据梁守中教授估算,以《五百四峰堂诗钞》二十五卷与其续集两卷为准,黎简留存下来的诗文大约近二千首。在这两部诗集中,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始迁佛山写的《秋风引寄二三故人》起,到五十三年(1788)归乡前作的《期以八月十日还家二日作诗留别佛山交游》止,粗略统计寄居佛镇期间二樵创作的诗文共约390首,占其诗文总量的近五分之一,数量不菲,黎简也自言“病身蒙首三春费 诗稿催人一倍加”。(32)这阶段,黎简的诗文不仅数量较大,而且视野开阔,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既有交游诗、田园诗、题画诗、更有饱含真情动人心魄的悼亡诗、思乡诗,描写佛山的诗作亦为数不少。
  在书画艺术方面,从佛山回归后不久,黎简曾说:“予始学为画时,恒居村舍,□□大兄即时时相过看挥毫矣。今回首几三十年,此道始成。”(33)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看作二樵对自己寄居佛山时期书画艺术活动的总结和评价。
  从画艺发展看,黎简从三十岁到三十九岁,进入“向千古大家求索的时期”,从四十岁开始步入“师自前人,不囿于前人的创作时期”。(34)寄居佛山期间,二樵的书画创造兼跨这两阶段,是其师法古人,融会贯通,自成一体的时期,在其艺术发展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佛山,黎简多次披览古画名作,摹临古人,受益颇多,其中不乏唐代金碧山水大家 “小李将军”李昭道、“明四家”之一沈周等画坛巨匠的作品。在观阅了李昭道的真迹后,大呼:“烟云变化,楼台起伏,莫能状其神妙,真奇观也。”(35)在这段时期,黎简创作了不少自己颇为“称意”的佳作。黎简作了一幅画,自感深得倪瓒风骨, “解得云林天趣在,樵夫真处在其间”,得意地说:“此等画在樵夫亦属称意之笔”,并豪言:“不知五百年后,识者谓我何?”(36)后世曾传:“二樵写画毕,辄狂呼曰:‘五百年后,必有识者’”(37),盖源于此。在《古树奇峰图》后,黎简题云:“即如此画,在我今日犹为满志之笔”。(38)
  二樵以“卖文随力饭饥人”,其书画当时在佛山广受欢迎,连门上的春联都被揭去了。为此他曾写道:“扶病帖门春胜书,有人夜半窃而趋”(39)。而且还有人仿摹二樵画作出售,对此他戏言:“我笑天何心,同时产樵子;樵乎彼何人,天特厚我耳”(40)。由此可见黎简书画在佛山影响之大。
  缘于此,黎简在佛山的遗墨颇丰,市博物馆即藏有数量可观的二樵书画作品,其中不乏杰作佳构。如1787年黎简的一幅山水立轴,法度严谨,意境淡远,用笔精练,文人气息强烈,上题记:“时丁未夏四月廿七日养病于佛山秋官里作此”。另一幅山水画是为纪念朋友久别相见而作,画面凝练,笔法浑重,并书其当时心境:“丁未三月予方养病佛山秋官坊,闭门谢客,忽报昆廷弟来,……云及今昔悲喜交集,予慨阔别以来作人愈拙而弄笔愈精”。可见在佛山黎简虽命运蹇滞,但艺术尤其书画则大为发展,“愈精”了。
  另外 ,在佛山,黎简除养疴修身、潜心艺术外,还悉心授徒,传其衣钵。他的最主要弟子何深,画法尽学其师,“遇得意之作,署简名,观者莫辩”(41),曾说过:“且喜同寓佛山,晨夕相过从,时亲提命,其后风雨契阔”。(42)由此可知何深受业于二樵主要集中在此期。
  总之,在佛山,黎简不仅疗养了身患心疾,而且诗学拓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书画艺术方面,潜心临摹,广师前人,熔炼一炉,技艺精进完善,铸成风格,为其后创作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对佛山感情深厚,在诗中曾饱含深情地写道:“秋官坊里我比邻,四度春风几故新”(43),“他年地志编流寓,愿受秋官比户民”(44)。
  注释:
  (1)【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480页
  (2)【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490页
  (3)康有为著:《广义舟双楫(外一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87页。
  (4)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7页。
  (5)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四十六。
  (6)【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477页。
  (7)【明】项穆著,李永忠编著:《书法雅言》,中华书局,2010年9月,第105页。
  (8)【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08页。
  (9)冀亚平编:《兰亭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序言。
  (10)汪兆庸:《岭南画征略》,卷五。
  (11)冀亚平编:《兰亭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第5、7页。
  (12)冀亚平编:《兰亭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尾页。
  (13)【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326页。
  (14)【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326页。
  (15)【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73页。
  (16)【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04页。
  (17)【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第2页
  (18)张解民编著:《顺德历史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55页。
  (19)顺德市博物馆编:《顺德书画人物录》,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27页。
  (20)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60、84页。
  (21)[民国]冼宝干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风土十二》。
  (22)[清]陈炎宗总辑:《佛山忠义乡志•卷之一•乡域志》。
  (23)[清]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之一•乡域志》。
  (24)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70页。
  (25)【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37页。
  (26)【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45页。
  (27)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58页。
  (28)【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01页。
  (29)[民国]冼宝干等:《《佛山忠义乡志•忠义乡志序》。
  (30)转引: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2页。
  (31)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63页。
  (32)【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82页。
  (33)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黎简谢兰生书画》,香港,1993年7月,第88页。
  (34)李遇春:关于黎简的几个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黎简谢兰生书画》,香港,1993.7.第31页。
  (35)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73页。
  (36)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67页。
  (37)【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501页。
  (38)【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501页。
  (39)【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65页。
  (40)【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71页。
  (41)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66页。
  (42)【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479页。
  (43)【清】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71页。
  (44)黎简撰,梁守中校辑:《五百四峰堂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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