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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南宋定都临安
申小红 (历史研究部  文博馆员)
 
  摘 要:绍兴八年(1138年)前,南宋政权在选择都城时,朝中大臣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临安和建康两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它们都易于控制富庶的江南,经济及交通等因素不是决定两者谁作为都城的首要条件。建康的优势在进取,临安的优势在防守。南宋政权定都临安,除了实力不济与气候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深刻的文化审美趋向和审美情趣。
  关键词:南宋;都城;建康;临安;风俗;审美趋向

  历代统治者选择政治中心首都位置主要根据四个方面条件:一是经济条件,就是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较大程度上能满足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二是形胜条件,就是要求都城所在地区具有形胜之便,有利于制内与御外,进可攻,退可守。三是交通条件,就是都城所处于王朝适中位置,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或有便利的交通路线达于四方,利于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包括政令传递、物质运输与人员往来等。四是统治集团的地域背景条件。这是指这个政权统治集团发韧或依靠的地域势力。“当该集团取得政权后,都城的位置尽可能不要离这个地域太远。”(1)

  一、南宋定都的背景
  靖康之难后的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在应天(今河南商丘)登坛受命。(2)在此之前,济州父老“请帝即位于济。”(3)之所以选择应天即位,部分原因是宗泽的建议,因为他认为:“艺祖兴王之地,取四方中,漕运尤易。”(4)由于受到金兵的威胁,宋高宗很快逃到扬州,建炎二年(1128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高宗所在的扬州。高宗闻后惊恐万分,逃往镇江。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下令改江宁府为建康府,并北上进驻。金兵再次南下,准备灭亡南宋政权,高宗一路逃亡,由建康至镇江,又至常州、杭州、宁波,并由宁波下海逃往温州。直至金兵北撤,高宗才从温州回杭州,将其作为南宋政府临时所在地,而且还在建康修了行宫。
  随着时局的发展与稳定,定都何处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心议题,高宗还在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诏侍从,台谏,诸将集议驻跸事宜。”(5)朝中大致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是定都临安,一是定都建康,还有少数人主张定都长江中游的武昌、襄阳或江陵。
  南宋政权虽然据有南方半壁江山,但是可供其选择作都城的地点,只有两个区域,一是长江中游的江陵、武昌、襄阳一带;一是长江下游的扬州和建康一带。(6)
  南宋政权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政权,毕竟它还据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富庶的巴蜀地区。因此,建炎初,李纲认为:“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7),建炎三年,宰相吕颐浩等人奉上幸武昌为趋陕之计。(8),建炎年间,赵鼎也认为“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不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宜以公安为行阙,而重只干襄阳,运江浙之粟以资川陕兵,经营大业,计无此出。”(9)。而此时的张浚认为“中原天下之根本,愿下诏葺东京、关陕、襄阳以待巡幸。”(10)作为南宋初年的重要人物,李纲、赵鼎、张浚等主张都江陵一带或武昌、襄阳一带。然而,江陵地处江北,周围无险可守,武昌、襄阳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暴露在金兵的铁骑之下,更重要的是两者距富庶的东南较远。李纲在朝时间短,影响不大,赵鼎此计一出,即招致张守、滕康的反对,张守与滕康上书说:“东南今日根地,陛下远适,则奸雄生窥伺之心,况将士多陕西人,以蜀近关、陕,可图西归,自为计耳,非为陛下与国家计也……幸蜀之事,王曹当以死争之。”上曰:“朕固以为难行。”(11)绍兴年间,定都长江中游一带基本上无人提及,赵鼎、张浚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二、定都的两种意见
  绍兴八年前,朝中大臣在定都取舍上,形成了两种意见:
  (一)、在建康定都
  建炎元年,张邵上疏曰“有中胡之形势,今纵未能逐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不应退自削弱。”(12)卫肤敏在建炎三年上书“……臣倾尝三为陛下言,扬州非驻跸之地,乞早幸江宁。今越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须事定逐还江陵。”(13)吕祉认为“主国东南者,当联络淮甸、荆、蜀之势,今临安僻在海隅,移毕江上,然后可以系南北离散之心。”(14)胡铨“进言乞都建康,谓汉高入关中,光武守信都。大抵与人斗,不扌益 其,亢附其背,不能全胜。今日大势,自淮以北,天下之亢与背也,建康则扌益 之、附之之地也。若进据建康,下临中原,此高光兴亡之地。”(15)廖刚“国家艰难已极,今方图新。若会稽诚非久驻之地,请经营建康,亲扌雍 六师往为国守计,以杜金人之窥伺之意。”(16)张浚每论定都大计,以为东南形势,莫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17)
  (二)、在临安定都
  虽然朝臣许多主张定都建康,但也有一部分主主张定都临安一带。楼炤在高宗还在建康时说:“今日大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今苏州)、会(今绍兴),以养国力。”(18)建炎三年五月,高宗将临金陵,洪皓上书言:“内患甫平,外敌方炽,若轻至建康,恐金人乘虚侵轶。宜先遣近臣往经营,俟告辨,回未晚。”时朝议已定,不从既而悔之。(19)“(张浚)尝奏乞幸建康,而赵鼎与折彦质请回跸临安。”(20)
  事实上两种意见出发点不同,定都建康主要是看中建康的形胜条件,定都临安主要从当时南宋政权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实际出发。

  三、建康与临安的比较
  建康的重要性依靠长江,因为有长江的掩护,才成为偏安王朝的政治和军事基地。建康进可攻,退可守。从经济方面来说,占领了建康,便可以控制富庶的江南。(21)从军事方面来说,建康西北两面有宽阔的长江可依,又有钟山龙盘、石关虎踞之势。(22)
  临安的优势在于它是富庶两浙的中心、吴越之地。唐时分隶于浙东、浙西两道。浙东政治中心在越州(今绍兴),浙西政治中心在润州(今镇江)。唐末吴越控制浙东、浙西后,选择了地势适中的杭州作为政治中心,以控制两浙。经吴越数十年的经营,至北宋中叶,杭州就有“东南第一州”之称,被视为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宫。(23)
  在交通条件上,建康依靠长江,交通便利;临安所在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漕运很发达。
  因此,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不能左右二者谁可作为都城。不过,建康也有其不利之处,正如欧阳修言:“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年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也,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之,莫不为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十万家……”(24)建康在建炎二年被金兵攻占(25),又在建炎三年被金兵焚毁(26),相比更荒凉。临安一带虽在宣和二年被方腊攻陷(27),又在建炎三年被金兵攻占(28),“绍兴二年,临安府大火,亘六七里,烧万数千家。”(29)与建康相比,其损失不算太大。可见,战火对临安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而且临安还保留了繁荣。

  四、定都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三月移跸临安府,下诏曰:“昔在光武之兴,虽定都于洛,而车驾往返,见于前史者非一,用能奋扬英威,递行天讨,上继隆汉,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中固过圉,奖率六军,是故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甲兵,以定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故兹诏谕,想宜知悉!”宋高宗决定定都临安,而不是多数人主张的南京,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一)、统治集团的地域背景
  南宋初年,朝中官僚虽来自四面八方,但其亲属基本上都在临安附近。建炎元年“奉元太后如东南,六宫及士家属从行”(30);建炎二年“命孟忠厚奉隆祜太后幸杭州”(31);建炎三年“命刘正彦部兵卫皇太子、六宫如杭州。”(32)随着皇帝逐渐将临安当成避险之地,以至多数士人也将临安附近作为躲避战火的去处,故有郑钰上奏曰“陛下南渡出于仓卒……况天下贤俊多避地吴越,宜令守臣体访境内寄内居待阙,及见任宫观等京观宫以上各具姓名以闻,简拔任使,庶风速得贤才以济艰厄。”(33)临安移民经过近十年的定居发展后,是轻易不愿再迁徒的了。(34)
  (二)、定都建康的劣势
  建议定都建康,无非是看中建康进可攻,退可守,在金兵步步紧逼之下,南宋初年,论进攻,是不可能的,论防守,建康就不如临安了。
  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2250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以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根据南宋时代的历史记载,从公元1131到1260年,杭州春节降雪,每十年的降雪均推迟,最迟日期是4月9日,比十二世纪十年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推迟一个月。公元1153-1155年,金朝派遣使臣到杭州时,靠近苏州的运河,冬天常常结冰。船夫不得不经常备铁锤破冰开路。(35)气候变冷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有利,稻田、池塘、湖泊往往失去阻挠北方骑兵的作用,金兵也易突破淮水,进而威胁建康。事实上,南宋初年,正固为淮上告警,金兵得以侵扰窥伺建康,所谓守江而不守淮,是谓唇亡齿寒。金兵的入侵往往也选择在秋冬季节,如绍兴四年冬,金人及伪齐来攻。(36)绍兴五年……高宗大会诸将,议防秋之宜。(37)即使是绍兴和议后,“胡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戈扰攘,所在未有乐地,自是越人至秋亦隐山间,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为戏:彼则寒来暑往,我乃秋收冬藏”。(38)金兵能在近半年对中原乃至东南侵掠,其主要凭借气候变冷之便,利于骑兵作战。因此,气候变冷淮水易突破,长江失去了天险的作用,建康防守起来就比较困难。
  而在防守上,临安占据优势。闽浙属丘陵地区,危峰幽谷,最宜设险,如天目山中之独松关,为临安之要塞……建炎三年,金兀术自广德过独松关,见无戎者,谓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敢遽度哉!”遂犯临安。同时,临安处东南海边,东南丘陵之海岸,多成山海交错之处,沿海设险不患无术。(39)即使守不住,从临安入海南逃也比从建康逃走要更安全更快捷。因此,朱熹曾说:“建康形势雄壮,然攻破诸淮,则只隔一水,欲进取则可都建康,欲自守则莫若都临安。”(40)
  (三)、选择临安作为都城有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首先,在社会风俗上,临安与汴京有相似之处。
  宋代中叶后,社会风气一改过去质朴、俭约,向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方向转变,奢靡之风成时尚:“祖宗立国之初,崇高俭素,金银为服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寝广,公卿士大夫是则足傚(41)”。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寝侈,不惟士大夫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42)由于奢靡成风,朝庭不得不进行干涉,例如“禁止民间造银鞍瓦,金线,盘蹙金线。”禁止一般妇女装“销金、泥金、真珠装缀衣服,”禁止民间“服销金及钹庶那胡”等。(43)
  然而这种作法并未起作用,上行下效,宋徽宗即位后,生活更加奢侈,整日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消费因此大增,每月支出由36万贯,增至120万贯。蔡京做一碗汤杀鹑数百只,做一次蟹黄馒头用钱一千三百多贯。皇帝大臣奢侈的生活成为百姓模仿的对象。大观七年,臣僚上言:“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竞,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滋甚。……”(44)
  汴京虽尚奢侈,但南方人认为北方并不完美,至少食物没有南方精美。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诗》,把临安一带和汴京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趣俗僭宫室,倾资事雕墙;佛层尤其侈,耽耽似侯王,文彩丹漆,四壁金火辉煌,上悬百宝盖,宴坐以方床。胡为弃不居,楼身客京坊;辛勤营一室,在类燕巢梁。南方精饮食,菌笋鄙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廿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晨兴未饭僧,日昃不敢尝。乃兹随北客,枯粟充饥肠。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余杭几万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起,云雾什芬芳;岂如车马尘,鬓发染成霜。”(45)在欧阳修看来,临安一带比汴京还要奢侈、繁华。
  《国史地里志》总叙两浙路,以为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46)《宋史•地理志》“两浙路……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这巧出焉。”(47),而建康一带“甚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了争论,其气尚使然也。”(48)
  尚奢靡的汴京与临安在生活风俗上有一致之处,北方人到临安后没有生活上的不适应而产生失落感。因此陈亮对此评价及建炎、绍兴之间,(钱塘)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毕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49)
  其次,定都临安符合宋人的审美趋向和情趣。
  赵宋王室引导中国文化走向内敛,显然不同于唐王朝胡风蔚然。(50)宋代士大夫们超然追求自然的极致,连庶民百姓也有自然的意义。(51)宋代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两宋故舒和缓,阴柔澄定;宋词婉约幽隽,细腻雍容,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宋代建筑尚白墙黑瓦,槛枋梁栋,不设颜色,专用木之本色;宋代瓷器,书法,绘画脱略繁丽,尚朴澹,重意态。(52)总之,宋代文化呈现出精致秀雅的审美趋尚。 
  而临安有令人留恋的风光,美丽的西湖以及环湖优美的山势,精美的食物,给宋人极好的印象。柳永的《望海潮》写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书桥,凤廉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天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山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扌雍 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向风池跨。”(53)潘阆《洒泉子》:“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又一首“长忆西湖,湖上春来无限景。吴姬个个是神仙。竞泛木兰船。楼台簇簇疑蓬岛,野人祗合其中老。别来已是三十年。东望眼将穿。”(54)张先在《破阵乐•钱塘》写道:“四堂互映,双六并丽,龙阁开府,郡美东南第一,望故苑楼台霏雾。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吴歌处处近黄昏,渐更宜良夜,簇簇繁星灯烛,长衢如昼瞑色韶光,几许粉面,飞萝朱户……”(55)秦观《望海潮》:“星分牛斗,疆连淮海,扬州万井提封。花发路香,莺啼人起,珠窗十里东风。豪俊气如虹。曳照春光紫,飞盖相从。巷入垂扬,画桥南北翠烟中。……”(56)欧阳修13首采桑子尽写西湖美丽。(57)总之,在宋人的眼里,临安简直如同天堂。
  而建康“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之,莫不为之而踌躇而凄怆。”故宋人对建康的印象停留在怀古,停留在建康的凄凉上。周邦彦《西河•大石金陵》:“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馀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58)仲殊《诉衷情•建康》:“钟山影里看楼台。江烟晚翠开。六朝旧时明月,清夜满秦淮。寂寞处,两潮回。黯愁怀。汀花雨细,水树风闲,又是秋来。”(59)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60)
  对比宋人对临安与建康的印象,在繁华的临安与凄凉的建康的取舍上,繁华的临安更符合宋人的审美趋向和情趣,选择临安作为首都是一种自然而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风俗与审美趋向和情趣看,临安更符合宋代士大夫的心态,因此不难明白:在绍兴八年前,公开的议论,大多数人虽赞成定都建康,而到了真正选择的时候,却选择了临安。

  四、结论
  12-13世纪,中国由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取代了。(61)面对北方政权的威胁,南宋人虽内心充满焦虑,但又无可奈何。范仲淹和王安石改革失败后,宋朝内部党争纷起,而士大夫及庶民过着一种奢靡、安逸的生活。在国家存亡之秋时,还挖空心思去空前精巧其生活艺术,定都临安是一种正常的事情,定都建康反而不正常。“东南妩媚,雌了男儿。”(62)定都临安的南宋政府中有为的将领都是北方人。当这批将领过世后,南宋士大夫更加过着一种不思进取、纸醉金迷的生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63)虽是一种讽刺,但也反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定都临安后的南宋人将审美文化推向极致,又突然陨落,给人以无限的思考。

  注释:
  (1)邹逸等:《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
  (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3页。
  (3)(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2页。
  (4)(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2页。
  (5)(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9页。
  (6) 邹逸等:《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7)(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125页。
  (8)(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11-11612页。
  (9)(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286-11287页。
  (10)(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297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12页。
  (1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555页。
  (13)(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64页。
  (14)(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509页。
  (15)(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583页。
  (16)(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590页。
  (17)(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131页。
  (18)(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715页。
  (19)(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557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291页。
  (2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22)邹逸等:《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23)邹逸等:《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24)不著撰人《南宋临安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25)(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7页。
  (26)(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7页。
  (27)(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7页。
  (28)(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1页。
  (29)(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80页。
  (30)(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7页。
  (31)(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0页。
  (3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0页。
  (33)(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21页。
  (34)包伟民选编:《史学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35)包伟民选编:《史学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36)(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261页。
  (37)(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303页。
  (38)(宋)庄绰:《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页。 
  (39)包伟民选编:《史学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4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第434页。
  (41)(宋)王木永:《燕翼诒谋钅录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42)(宋)王木永:《燕翼诒谋钅录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43)(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74页。
  (44)(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77页。
  (45)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46)不著撰人《南宋临安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47)(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77页。
  (48)(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92页。
  (49)(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35页。
  (50)张维青、高毅清:《中国文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51)张维青、高毅清:《中国文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52)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4页。
  (53)唐圭璋等:《全宋词》,第07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0页。
  (54)唐圭璋等:《全宋词》,第07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页。
  (55)唐圭璋等:《全宋词》,第07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7页。
  (56)唐圭璋等:《全宋词》,第07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85页。
  (57)唐圭璋等:《全宋词》,第07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4-156页。
  (58)唐圭璋等:《全宋词》,第07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88页。
  (59)唐圭璋等:《全宋词》,第07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07页。
  (60)唐圭璋等:《全宋词》,第07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3页。
  (61)(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2)(清)赵翼:《廿二史答刂 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55页。
  (63)(宋)林升:《题临安邸》,《全宋诗》第62册卷329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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