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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共性,更重异质——谈广佛肇历史文化研究
郭文钠 (办公室)
 
  [摘 要:]在广佛肇经济圈一体化的新语境中,广佛肇历史文化研究成为当下三地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广佛肇同属于岭南文化中的广府文化区,它们在历史源流上同源同种,不过在研究中,不仅需要强调其共性,也应当注重异质性。共性是广佛肇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重视异质性则是促使该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同时,广佛肇历史文化研究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它不是目的和终点,而是岭南文化乃至珠江文化研究发展的起点和阶段性探索工作。
  [关键词:]广佛肇;历史文化;研究;共性;异质
  2009年初,国务院批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下称《纲要》)。2011年,广州、佛山、肇庆三地政府联合发布了《广佛肇经济圈发展规划(2010年—2020年)》(下称《规划》),这是根据《纲要》提出的进一步的、深入的具体发展规划思路。当然,《规划》并非突然出台,早在2009年,相关部门便提出了广佛肇经济圈的概念。
  关于广佛肇历史文化的研究,正是出现于广佛肇经济圈一体化的语境中。这一点无需回避,任何学术性工作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况且,后者也为前者创造了机遇。由于种种原因,广佛肇历史文化研究易于倾向探讨共性。然而,如同《规划》既注重一体性,又注意到互补性一般,我们的研究也不能单纯片面地强调文化共性,而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加强对异质性的讨论。

  一、广佛肇历史文化的同源同种
  文化的定义汗牛充栋,至今,仍然有许多学者不断地提出新的见解。但是最为人们所认可的,仍然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于1871年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提出的定义,即:文化,或文明,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
  拥有同一文化的群体或区域,可视为一个族群或文化区。司徒尚纪根据文化景观、文化发展程度、区域文化发展过程等层面出发,将广东划分为粤中广府、粤东福佬、粤东北—粤北客家和琼雷汉黎苗四个文化区。其中,粤中广府文化区又分为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西江广府文化亚区和高阳广府文化亚区。(2)广佛肇属于粤中广府文化区的范畴,有所不同的是,广佛被划入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而肇庆被归入西江广府文化亚区。这一划分是合理的,既点出了广佛肇历史文化的同源性和共性,又说明了广佛、肇庆的文化异质性。
  广佛肇历史文化最首要的特征是其同源性。首先,在地理上,广佛肇三地有天然的联系。珠江三角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指的是“东含东江下游的惠阳盆地和流溪河下游的广花平原,西达西江下游的肇庆盆地,北至北江下游的清远盆地,总面积约2.67万平方公里”(3)这块区域,即我们今日俗称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范围。
  广州、佛山和部分肇庆处于该区域内,而另一部分肇庆地域则是通过西江及其支流与珠三角联系起来。广佛肇陆域两两接壤,“广佛之间陆域接壤地区连绵约200公里,佛肇之间陆域接壤地区连绵约130公里”,(4)处于中间位置的佛山将广州和肇庆从地理意义上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整体。
  地理因素对文化的交融起到重要作用。西江是珠江的主干流,贯通了广佛肇。在历史上,由于西江水道的沟通,广佛肇地区商业往来密切,民众交往频繁,“形成了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商品流通网和以肇庆为中心的粤西西江流域商品流通网”,(5)为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机遇。
  其次,在文化上,广佛肇三地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尤其是广州和肇庆,它们对广府文化的形成、发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生活着南越、骆越、西瓯等被称为“百越”的族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兵平越,从而开始了百越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被派往岭南地区的秦朝将领赵佗闭关绝道,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市)。后南越国相吕嘉叛乱,汉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借机灭南越,将岭南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当时,为了统治南越,汉武帝将其划分为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后增添海南的珠崖、儋耳两郡。元丰五年(前106),汉武帝又设置了管辖各郡的交趾刺史部,治所在今肇庆封开、广西梧州地界,命名为“广信”,取“广布恩信”之义。
  广信是当时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府治地位直到汉末才逐渐转移至广州。广信对岭南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就连“广州”的名字也是从广信得来的。“所以名广州者,因刺史治在广信,乃取县名之一字以为州名耳。”(6)
  汉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广州都是岭南的中心。不过,期间也曾一度反复。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两广总督府移到了肇庆,肇庆再一次成为了政治中心。可以认为,从秦代至清代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广州和肇庆轮流坐庄,为自身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也共同促进了广府文化的形成和繁荣。因此,肇庆与广州具有密切的文化血缘关系,而佛山位于广肇之间,作为沟通桥梁,与两地文化互相渗透浸染,又加强了广肇的联系。
  此外,从文化的一些表征上也可看出广佛肇的同质性。例如语言,广佛肇都是粤语的主要流行区,同属于粤方言中的“广府片”,(7)言语可以互通;又如三地的民风民俗有许多相同之处等等。

  二、广佛肇历史文化的异质性
  然而,尽管在文化上同源同种,但是恰似一棵茂密的大树上伸展出的枝桠一样,广佛肇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文化形态和风貌,即异质性。
  谈起异质性,仍然需要从地理环境说起。珠江三角洲与其他河流三角洲的坦荡不同,除平原之外,区域内丘陵错落,山峰突起。因此,即便广州和佛山全境皆属于珠江三角洲,其地理环境也有细微的差别。或许这些差别可以姑且不论,但是却不能忽略广佛和肇庆的地理环境差异。不同于广佛,肇庆地势相对复杂,除了平原之外,还有山区,而且山区占全市总面积的三分之二。(8)全然的文化地理决定论固然不可取,但是地理因素确实会对文化造成影响,肇庆复杂的地貌正是造成其文化多样性和异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文提及,在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生活着百越民族。随着秦汉以来中原移民源源不断的南下、汉族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这些百越民族多被融合,只有极少数延续了下来,它们与在各个历史时期入粤的其他族群构成了今天广东少数民族的组成成分。
  以广佛肇而言,在明代,广佛肇分布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和壮族。到了清代,瑶族和壮族的生活范围逐渐缩小,多集中于肇庆封川、怀集的山区,广佛几乎已不见瑶、壮族;建国以后,随着少数民族从小聚居逐步扩散,瑶族、壮族的聚集区进一步缩小至肇庆怀集山区一带(9)。与广佛相比,由于山区较多,肇庆保留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也因此保留了较多的族群文化,“西江地区地形复杂,古代壮、瑶与汉杂居,相互漫染,风俗上留下很多民族遗迹”。(10)这一点在肇庆体现得较为明显。譬如语言,虽然肇庆通行粤语,但是在怀集等县还存在属于侗台语族侗水话支的标话,使用人数约16万人。(11)
  广佛肇历史文化的异质性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商业贸易。同样是依傍水路贸易,广佛肇的商业贸易情况也有所差异。因地理、历史原因,广州的海上贸易占据主导地位,入清后,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广州成为了当时唯一面对海外的港口城市,因此可称为外向型的海上贸易。
  佛山是岭南地区的经济重镇,与景德镇、朱仙镇、汉口镇并称为“四大镇”。其铁器、陶瓷、纺织品、药材等产品一方面通过河道运往广州,再经由广州外销到东南亚等地区;一方面又通过珠江水系转经肇庆运往内陆,所以称得上是外向型和内向型兼具的水路贸易。
  肇庆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它主要起到中转站的作用。明清时期,随着商品贸易的活跃,珠江三角洲官民从商成风,农民多种植经济作物,粮食用地被大幅度挤压,从而出现了缺粮的情况。当时广西桂州、梧州是产粮大区。为了解决珠三角的粮食问题,大批运粮船顺着西江而下运往珠三角,肇庆是其中的中继站。不仅是粮食,其他原材料、商品也通过肇庆往来于大西南、粤西与广州、佛山之间。例如“佛山手工业品、铜、铁、锡器等经肇庆运销西南各地,佛山铸造业所需原料、铁矿来自云浮;铜矿来自云南各地;锡来自广西贺县,均靠肇庆转运”。(12)因此,肇庆是内向型的水路商业贸易。
  再者,在民间信仰方面,广佛肇也体现出了一些差异。以水神信仰为例,广州、佛山和肇庆是水神崇拜盛行的地区,即便三地的水神信仰有相似之处,如皆信奉妈祖等,但仍有不同点,譬如广州最出名的水神庙是南海神庙,供奉的是南海神;佛山历史最悠久的水神庙是祖庙,供奉的是北帝真武;肇庆香火最盛的水神庙是悦城龙母祖庙,供奉的是龙母等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广佛肇历史文化中呈现出同源不同质的特点。这一点客观存在,也应为我们所重视。在广佛肇历史文化研究中不能只强调共性,忽略异质;强调统一性,忽略多样性,而是在文物文化资源共享的同时,认识到其中的异质性,并以此为基石,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为推动广佛肇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努力。
  此外,广佛肇历史文化研究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在于发掘广佛肇的历史文化内涵,还在于它是珠三角文化、岭南文化乃至珠江文化研究的一项探索性工程。《规划》中提及,广佛肇经济圈是珠三角一体化的领头羊,为后者的实现体现示范性作用。同理,广佛肇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思路也是如此,它不是起于斯,终于斯,而是以此为基础向更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进发。

  注释:
  (1)[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谢继胜、尹虎彬、姜德顺校,《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381页。
  (3)司徒尚纪,《珠江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4)广州市人民政府、佛山市人民政府、肇庆市人民政府,《广佛肇经济圈发展规划(2010-2020)》,http://www.gz.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zgov/s2811/201108/848206.html,2011年。
  (5)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6)[清]江藩,《炳烛宝文集》,转引自[清]周广等辑,《广东考古辑要•卷一》。
  (7)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8)丘均、赖志华,《历史文化名城肇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9)详见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
  (11)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方言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12)肇庆市端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肇庆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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