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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老城区现存冶铸遗址调查报告
申小红 (历史研究部  文博馆员)
 
内容提要:宋代至明以前,佛山铸造业初具规模,在珠三角地区颇具影响,至明清时期,佛山铸造业的产品种类、总体规模、销售区域等等方面,在国内已跻身首位,享誉“天下四聚”之一和“天下四大镇”之一。佛山之所以在明清时间享有如此突出的城市地位和辉煌经济,个中原因固然不少,然其支柱产业——铸造业,特别是以个体家庭小作坊和以家族大作坊为主的作坊式铸造业在明清佛山经济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本文拟就田野作业、走访及查证佛山地方志、族谱等史料中有关铸造业的记载,对佛山现存冶铸遗址进行调查探究。
关键词:佛山,冶铸遗址,家谱,调查报告

  古代佛山镇是广东的冶铸业中心。宋代至明以前,佛山铸造业初具规模,在珠三角地区颇具影响。明朝景泰年间,就以“工擅炉冶之巧”而著名。明清时期,佛山铸造业享誉全国,产品遍及海内外,有“佛山之冶遍天下”(1)之称。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大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2),这时的佛山已是店铺作坊如林,街巷六百多条(3)的全国著名工商业市镇了。
  铁线、铁锅、铁镬、铁钉、铁链、铁砧、铁针、农具、军器和钟鼎等产品以其质量上乘而畅销全国各地。其总体规模、产品种类、销售区域等方面,已跻身国内首位。
  佛山之所以在明清时间享有如此突出的城市地位和辉煌经济,个中原因固然不少,然其支柱产业——铸造业,特别是家族作坊式的铸造业在明清佛山经济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本文拟就田野作业、走访及查证佛山地方志、族谱等史料中有关铸造业的记载,对佛山现存冶铸遗址进行调查探究,挂一漏万之处请各位专家及同行指正。

一、佛山冶铸业的历史回顾
  (一)、明代之前已成为岭南的冶铸生产基地
  佛山地处西北两江之要冲,“上溯浈水,可抵神京,通陕洛以及荆吴诸省”(4),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铁、炭等原材料运输的有利条件,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
  早在南汉时期刘龚割据岭南,实行“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5)的政策,自行生产军用及民用物资,使其对铁器的消费量大增。于是“以广州以兴王府,析南海为常康、咸宁及永丰、重合二场”(6)。其中永丰场主要是铸铁的场所。据考证,永丰场所在地就是现在的佛山禅城区,重合场是南海的官窑。南汉时期所需的铁制品均在永丰场生产(7)。其产品除了军械、农具、生活日用品之外,还有铁塔、铁花盆、铁花瓶等宗教用品。
  朱培建先生在《明前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列举了在南汉时期由佛山生产的铁器有广州光孝寺内的东、西两座大型铁塔及有南汉年款的铁花盆一对、梅州千佛塔内的铁塔、曲江南华寺降龙铁塔及千僧大铁锅等。在上世纪80年代,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的多位铸造技术专家,对光孝寺内高近十米、体量硕大,浮雕、纹饰复杂的东、西二铁塔进行认真考察,一致认为该塔采用了佛山冶铸业代代传承泥模失蜡“塔铸”技艺,即由下至上逐层浇铸的方法。由此可证明,佛山的铸造技艺早在南汉时期已日趋成熟并已是岭南的冶铸生产基地。
  宋灭南汉后,佛山的商业市镇逐渐形成,并在栅下大塘涌设立市舶务,佛山的手工业得到发展,其中“佛山商务以锅业为最”(8),其铁锅产品还远销海内外“铁器出洋获利数倍”(9)。可见当时铁锅的生产已具规模。此外在近十多年来对禅城区地下铸铁泥模遗迹调查过程中发现时,有些在宋代便已形成。由此可知,佛山的铸造业在宋代较长时间存在一个兴旺时期。
  根据上述的发现和有关史实说明,佛山在南汉时期已成为岭南的冶铸生产基地,铸铁制品使用范围广泛,工艺十分精湛,铸造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到宋代佛山市镇已形成,随着人口的增多对铁锅等铁制品的需求也增加,同时开设市舶务使铁锅成为出口商品之一,扩大铁器的销售范围,促使铸造业的得以全面发展。
  元灭宋后,政权更换,元朝统治者实行“罢禁海商”(10)的政策。这给商人和本地手工业予沉重的打击,出口锐减。使各类出口产品数量下降,佛山也毫不例外。到元代后期,佛山的冶铁业开始复苏,迎来了明清两代铸造业的鼎盛时期。
  (二)、明初至清初的进入鼎盛(1368——1795年)
  明初至清乾隆年间是佛山的铸造业的鼎盛时期。首先是从事铸造业人员的大量增加以及工艺技术已十分成熟。除了本地大家族外还有不少外地商人挟资来佛山经营铸造,他们雇用了大量的铁工。据罗一星《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研究》中介绍,在乾隆时期整个佛山冶铁业工匠不下二三万人。这些铁匠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创新技法,创造了佛山独特的“红模铸造法”。这种工艺主要制造薄型铸件,使产品表面的光洁度高,而成品率达百分之百,这类产品有各种各样的铁镬、铁灶、铁梨等。佛山的铁镬因“薄而光滑,消炼既精,工法又熟”(11)而行销中原地区。此外,铁匠们不断完善,不断沿用“泥模失蜡”铸造技艺,以用于铸造出纹饰复杂的大型铁器,现在我们依然可看到有不少用“泥模失蜡”技艺铸造出来的铜、铁器。如祖庙内明景泰三年2.5吨重的北帝铜像、明成化22年1.5米高的大铜钟,以及今两广各地祠堂庙宇之中各种明清铜铁钟。由此可见,佛山的铸造工艺水平已处于领先地位。
  其次是铸铁行业的细化,随着冶铁行业从业人员的增多及产量的增加。明天启二年,就有“炒铸七行”的记载(12)。王宏均等认为“炒铸七行”是锅行、铁灶行、炒铁行、铁线行、铁锁行、农具杂品行、钉行。到清初,行业划分得更细。乾隆年间锅行分为大镬头庄行、大镬车下行、大锅搭炭行等;炒铁行分为炒链头庄行、炒链催铁行、炼链钳手行等。此外,还陆续出现了新行业:新钉行、打刀行、土针行、铸发行、拆铁行等。
  以上这些,反映了明中叶至清初,佛山冶铁业确是相当兴旺发达、蓬勃向上的。
  (三)、清中期至清末的衰落阶段
  从嘉庆年间起,佛山冶铁业就逐步走向衰落。
  首先是佛山部分水路“浅淤日甚”致使生铁的运输受到影响,再加上广东省表层铁矿经过数百年的开采已几乎采完,导致佛山冶铁原材料不足而炉房数量大量减少。在乾隆年间有铸造炉户百余家,炒铁炉户40余家,到光绪二年,冶铁炉户共剩下不到40家,到光绪九年,只剩30多家,炉户的减少使得铁器产量也逐步减少。
  其次,自鸦片战争后大量的洋铁、洋钉、洋铁线输入,这些机器生产的洋铁器价钱便宜,很快占领了市场,这样一来导致佛山的铁器市场日渐萎缩。在佛山冶铁业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炒铁业,炒铁业生产的铁砖无人问津,被迫全行歇业,接下来厄运相继轮到铁钱、铁钉业及土针业等,故有“今则洋铁输入,遂无业此者矣”(13)的感慨。

二、家谱、族谱中所反映的佛山家族冶铸业的情况
  佛山最早的冶铁铸造点,据说是在新涌边的旧佛山八景之一的“孤村铸炼”(14)。大约从明朝永乐以后,在大墟至祖庙一带出现新的冶铁铸造点。《梁氏家谱》中记载:
  明(宣德四年)祖庙门前堂狭隘,又多建铸造炉房,堪舆家言,玄武神前不宜火炎,慧(梁文慧)遂与里人霍佛山浼炉户他迁(15)。
  从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祖庙门前,多炉并冶,火光冲天,呈现出一派冶铁铸造生产的热闹景象。
  上乘的质量和良好的口碑使佛山成为冶铁业的中心。故明中叶佛山人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16)。
  正统年间,鹤园冼氏六世宜冼灏通以“贾锅”为业,垄断了佛山的铁锅贸易,“各省巨商闻公信谊,咸投其家,毋后期也,乃人人又益喜,辄厚谢之。公以故家饶于财”(17)。冶铁铸造业的发展,同时也改变着佛山居民的职业构成。明初佛山堡的八图居民原多以农耕为业。到成化、弘冶年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时丘浚的《东溪记》记载:“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铁冶为业。”(18)当时佛山有居民“三千余家”(19),由此可见,从事冶铁铸造业的人员是很多的。
  事实上,佛山八图氏族在明代多被裹挟进开发冶铁业的热潮中。除上述鹤园冼氏外,此时还有细巷李氏、东头冼氏、佛山霍氏、江夏黄氏、纲华陈氏、金鱼堂陈氏、石头霍氏、石湾霍氏等家族从事冶铁业。
  细巷李氏始迁祖李广成在宣德年间迁居佛山,就从事铸冶之业。《李氏族谱》载:“吾家广成公得铸冶之法于里水(佛山附近),由是世擅其业。”其后辈六世祖李善清,七世祖李世昌、李潭,八世祖李壮、李上林、李白、李国臣、李挺干等,均从事冶铁业。其中八世祖李壮在冶铁业上大有所成,家号素封。“吾家之昌厥宗也,自祖父同野公”就是指此(20)。
  东头冼氏七世祖冼林佑,也从事采矿业。约在嘉靖年间,“公有矿山在高州每岁必至课租。一夕自高州回,泊清远白庙峡,舟载多金,有山贼数十围劫,公财尽失。贼甫舍舟缘岸上,倏有勇士发矢殪数贼,贼弃赃逸。勇士拾遗物献公,查点一无所失。公叩勇士姓名,始知为门下客”(21)。 “舟载多金”,可见从事矿业其利甚厚。在冼林佑的经营下,“有明一代,东头冼族最称豪富。好治园林,林内引溪为湖,亭台馆榭十数,所在几与鹤园比美。”(22)
  佛山霍氏在嘉万年间也有十三世霍实、霍畴,十四世霍权艺,十五世霍从规等从事“冶铸”之业。其中的霍权艺“攻苦茹淡,为兄弟先,不敢告也。已而家计大饶,能代尔父治诸弟婚娶”(23)。
  江夏黄氏亦是冶铸世家,专门从事铸冶车模业。万历年间,黄龙文“勤务正业,以铸冶车模为生”。其子黄妙科“以下模为业,致积有千金,置大屋一间,小屋四间,四十八亩,亦无娇容奢华之心”。其子孙世代从事车模铸锅业,直到清中叶时止(24)。纲华陈氏在万年间十六世有陈尚荣,“生质强健出人,仪表威武,力能举百多钧,忍分居乡,业擅炉冶,扩产饶裕。人皆仰为生慰墀”(25)。金鱼堂陈氏八世陈阳庶,亦是万历年间的“炒铁大商”和铸镬炉户(26)。
  石头霍氏本居住于离佛山五里的石头乡。明正德霍韬成会元,官至吏部右侍郎时,石头霍氏就积极插手佛山冶铁业生产,所至之处无往不利。连其儿子霍与瑕也承认,“先文敏尚书当其为吏部时,气焰□赫,若佛山铁炭,若苍梧木植,若诸县盐鹾,稍一启口,立致富羡”(27)。
  嘉靖年间,离佛山十里的石湾霍氏也从事铁版的买卖,囤积居奇,以图牟利。其家训称:“凡人家积钱,不如积货,所积亦有其方。难收易坏者不可积;人家少用者不可积。如佛山铁版无坏,石湾之缸瓦无坏之类者,可积也。”(28)
  上述材料说明,从明代起,佛山乃至周边的各宗族就竞相从事冶铁业的生产和贸易。冶铁业给他们带来了财富,不少人因此成为富商巨贾,不少宗族亦借此光大了门楣。对于明代佛山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冶铁业改变了他们的职业构成,加快了他们从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的步伐。由此可见,佛山冶铁业乃是佛山宗族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在佛山都市化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三、佛山老城区现存冶铸遗址的田野调查
  通过对老城区的考察以及走访佛山史研究专家陈志亮、罗一星等,我们了解到,佛山旧城区的地下,不少地方堆积着铁铸模泥,这些堆积从数十厘米至一、二米不等。所覆盖的面积,近城区面积的一半以上。地面不够堆放,还向空中发展,把铸铁模泥堆成小土岗,称为墩,有十八个之多,现仅存一个,在孔庙旁边,现规划成了泥模岗公园。地下铸模泥堆之多甚至影响本地水质, “铸锅者先范土为模,锅成弃之,曰模泥,居人取以培地筑墙并治渠井。土经金火,燥性不灭,渗引及泉,泉失其冽” (29)。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深厚广阔的铸铁模泥堆积,自非短期所能,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堆积的呢?根据陈志亮1984-1985年对佛山老城区的文物普查的回忆以及我们的考察,我们了解到了以下几条线索:
  其一查《佛山梁氏族谱》,载洪武年间族人梁文慧,曾因“祖庙门前狭隘,又多建铸造炉房。堪舆家言玄武前不宜火炎,慧遂与里人霍佛山挽炉户他迁,捐资买受其地三亩五分作灌花池与洛水通”。据历年对祖庙周围破土工程的观察,此地表土下的铸铁模泥堆积,不少地方厚达1.5—1.8米。覆盖面积几乎占现佛山市博物馆全部范围。经过检测,这些堆积是明初以前的。
  其二是1984-1985年文物普查中发现一座用铸铁模泥修的宋代建筑。这座建筑为“白勘冼氏宗祠”。该祠在乡志中载:“在真明铺白勘头南,祀始迁祖三六宣义官伯达公,建自宋代。道光十年修”。我们调查时,此祠仅存后进一座,其两侧山墙自底至顶全部用排列整齐的模泥叠砌而成。从各方面情况分析,此墙是始建该祠时所建造。祠堂是高级建筑,比一般民房讲究得多,建祠堂用铸铁模泥,可见当时用铸模泥作为建筑材料已被普遍采用。事实上,我们在栅下一带调查时发现,一些早已废弃而作为栽种剑花的断壁残垣,也多是模泥所筑。
  其三是上面提到的十八墩。佛山地势平坦,没有山岗,加上“居民稠密,无隙地可用”,这些用铸铁模泥堆积的土墩就成了坟地。据乡志和族谱记载,这些模泥墩有些在宋代、明代就已经成了某些家族的基地。例如其中的“将军墩”是冼氏宋代祖茔所在;“石榴沥墩”在明正统年间辟为“纲华陈氏”祖墓等等。我们曾经在现孔庙侧的模泥层中,出土过一批明代魂坛,其中一个魂坛的盖阴书有墓主生卒年月及下葬日期,书有明嘉靖。
  综合以上线索,可知佛山城区地下的铸铁模泥堆积层,有些早于宋代便已形成。从而又可知,佛山在宋代形成为市镇以前就有较为兴盛的冶铁业。冶铁业不同于其它手工业,它需要较大的生产场地,较大量的铁、柴炭、泥沙等原料,这在人烟稠密,商业兴旺,已形成为中外著名的贸易商港的广州闹市是不适宜的。佛山则具备了原料补给方便、生产场地广阔、产销方便的有利条件,适合于冶铁业的发展(30)。

四、佛山老城区现存冶铸遗址的分布情况
  佛山冶铁炉一般傍涌而建,星罗棋布,大的炉户有自己的码头。近二十年来,佛山挖防空洞、进行城市基建时,发现地下数米处均有大量铸冶后废弃的模泥、铁渣等物。其分布地点沿今祖庙——佛山市政府——原南海县政府礼堂一线以南至河涌边两岸的广阔地区,成片状分布,在明清时期占了佛山镇版图的一半以上,约9.2平方公里的范围(31)。
  (一)、泥模岗遗址
  泥模岗位于佛山祖庙西南面100多米处,是元、明以至更早时期的冶铁遗址,范围包括今祖庙,面积约10000多平方米。该岗高约5米,其上有厚达1.6米的冶铁废弃泥模堆积。岗西是孔庙,该岗原名桑岗,明清时期,祖庙附近有许多铸造作坊,大量铸件脱模后的泥模被丢弃在这一带,慢慢堆积成岗,故又名泥模岗。
  上世纪七十年代,佛山市博物馆曾在岗西麓挖土建池,从泥模堆积中出土时代相近的魂坛一批,内有一件嘉靖年间墨书文记,知此岗为聚居祖庙附近的霍氏宗族墓地。又据《佛山梁氏族谱 . 梁文慧传》记载,相邻的祖庙前多冶铸炉场,明初时才陆续迁走,因此,泥模岗堆积时间应在明初以前。
  据《梁氏家谱》记载:“时(按:宣德四年)祖庙门前明堂狭隘,又多建造炉房。堪舆家言,玄武神前不宜火炎,慧(按:梁文慧)遂与里人霍佛儿浼炉户他迁。”这说明祖庙门前冶铸炉户颇多,至明初才陆续迁走。其冶铸所余的废弃泥模复盖于附近的空地上,才形成现在的泥模岗。
  1998 年 12 月,城建部门在此建公园,削平岗的一部分建台阶,暴露了地层的铸铁泥模,佛山市博物馆在泥模岗现场采集的出土遗物有:铸造的泥模碎块、废弃的铁渣、铸造用的木炭、铸铁炉塞等。
  (二)、经堂冶铁遗迹
  经堂古寺位于现佛山市委党校大院内。冶铁遗迹在古寺的浮图殿东北角50-60米外,是冶铁废渣熔结物,圆堆形,隆起地面约30厘米,其地下都发现有大量的冶铸泥模及块状生铁废渣,厚度自60厘米至1米不等。
  (三)、冼氏宗祠泥模墙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超过100年的古建筑,其主墙大多是用泥模筑成的,因为其坚固耐用而且保温隔音效果显著。
  冼氏宗祠位于普君北路,始建于宋代,清道光十年重修。现仅存后殿,殿两侧及背后为围墙,旧有大门、前殿、天井等遗迹仍可见。该宗祠左右两侧山墙自底部至顶部全部以片状铸铁泥模叠砌而成,厚40厘米,后墙下截为红色砂岩石块砌成,上截也为铸铁泥模。
  (四)、东华里片区与祖庙片区的地下泥模及泥模墙
  泥模墙位于祖庙片区范围内,距福贤路以西约200米。墙体下截为红色砂岩石块,上截用片状铸铁泥模叠砌而成,墙体残缺,通高约3.5米,厚约40厘米。
  东华里片区与祖庙片区的范围是北至人民路、燎原路南至建新路、兆祥路东到市东路西到汾江路占地面积约65公顷。2008年起市政府进行旧城区改造,在进行基建过程中发现该区域的地下有大量的废弃泥模以及圆颗状的生铁废渣。其中发现了在祖庙东侧的地下泥模呈“人”字排列砌成圆柱形窖穴,内壁整齐。同时在距圆形窖约50米处,有用泥模砌成的长方形窖穴。据乾隆《佛山忠义乡》记载“铸锅者先范土为模,锅成弃之,曰泥模,居人取以培地筑墙并治渠井”。由此可见,泥模也可叠砌成渠道以作排水用。
  (五)、忠义路、普君南、新风路一带
  在1984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以上路段的地下有废弃的泥模碎块,以及铁渣等。泥模堆积层厚1~3米不等。同时又发现部分旧建筑所存泥墙或断壁残垣中均渗杂有大量泥模,有些墙用片状泥模叠砌而成。
  (六)、普澜一路和普澜一、二街一带
  普澜一路及普澜一、二街一带在建国前被俗称为“十八墩”。据前佛山市博物馆馆长陈智亮在《冶铁业与古代佛山镇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面不够堆放,还向空中发展,把铸铁模泥堆成小土岗,称为墩”。可见当时的泥模堆积已十分深厚广阔。据乡志和族谱记载,这些由泥模堆积的土墩有些在宋、明两代就已成了某些家族的坟地。十八墩中的“将军墩”则是冼氏宋代的祖茔所在;“石榴沥墩”在明代是“纲华陈氏”祖墓,等等。建国后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这些土墩已被推平。
  (七)、祖庙——市政府——南海县礼堂(现南海区桂园)一带以南
  根据陈智亮历年对祖庙周围土建工程观察,该处地表及以下的铸铁模泥堆积,有不少地方厚达1.5~1.8米。近十多年来,佛山进行城市建设时,发现以上地带的地下数米处均有大量废弃的成片状分布泥模、铁渣等物。
  (八)、亲仁路——莲花路——燎原路一线以南
  1984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亲仁路——莲花路——燎原路一线一以南,其地下约1米深处,均有泥模堆积层,厚达1~2米。而从六村正街至燎原路一带,在多处地点的地下1米余处,曾发现大片铁水铸成的平板,平整而且质地坚硬。

五、绪论
  通过对佛山老城区冶铸遗址的调查和走访,我们知道明以前及明清时期的佛山冶铸业,是佛山主要的手工业,冶铁产品遍及海内外,创造了佛山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研究佛山古代史,无不与冶铁业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无不反映出佛山冶铁业对其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冶铸业中铁器农具的使用和推广,促进了佛山本地乃至珠三角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带动了其它手工业部门生产的发展,扩大了商品经济范围。另外,在冷兵器时代,大量的铁兵器的使用也增强了国防实力,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史上,以单一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周期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时空切换、此起彼伏。从汉代的洛阳,到唐代的长安,从北宋的开封,到南宋的杭州,历史一路走来,中心城市的突出地位和唯一性历历可见。然而历史到了明清时期,一批工商业城镇的勃兴,打破了中国长期单一中心城市统合天下的政治经济格局。
  从公元1600年到公元1900年整整300年间,佛山同时扮演了三种著名的中心城市角色:一是以批发商业和物流的发展与苏州、汉口、北京共享“天下四大聚”之美誉;二是以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与汉口、景德、朱仙并称“天下四大镇”;三是以与广州的外贸功能相异的错位经济发展,成为以内贸和手工制造业为支柱的岭南中心城市,为世人谓之“广佛”或“省佛”。(32)
  佛山冶铸业以其光辉的历史和精良的制品奠定了自己在南部中国的冶铁中心地位,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无论从时间长短、规模大小、产品种类以及市场范围来说,在江南地区都堪推首位。长江以南诸省商贾幅辏佛镇,帆樯云集,“汾江船满客匆匆,若个西来若个东”(33),就是当时佛山商务繁忙的真实纪录。

注释: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之《锡铁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8页。
(2)(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3页。
(3)(清•道光)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疆域志》,第29页。
(4)(清)朱相朋:《建茶亭记》,见(清•乾隆)陈炎宗《佛山忠义乡志》卷十《艺文志》,第332页。
(5)(宋)李燾:《续资冶通鉴长编拾补》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6)陈志亮:《冶铁业与古代佛山镇的形成与发展》,见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页162。
(7)朱培建:《明前佛山冶铁业初探》),见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页175。
(8)《岭南冼氏宗谱•月松公传》,第48页,佛山市博物馆藏本,以下未注明出处的族谱均是。
(9)(清•道光)《两广盐法志》•卷三十五《铁志》,第173页。
(10)(明)宋濂:《元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世祖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7页。
(1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1页。
(12)(清•乾隆)陈炎宗:《佛山忠义乡志》卷三《乡事志》,第67页。 
(13)(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第109页。
(14)(清•道光)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艺文》下,第212页。
(15)(清)梁礼昭:《梁氏家谱》之《诸祖传录》,第44页。
(16)(明)霍与瑕:《霍勉斋集》卷十二《上吴自湖翁大司马巴马书》,明万历十六年(1558)霍与瑺校刻本,第162页。
(17)《鹤园冼氏家谱》卷六之二《六世月松公传》,第77页。
(18)(明)丘浚:《丘文庄公集》卷七《东溪记》,海南书局,民国十六年(1927)本,第116页。
(19)《佛山真武祖庙灵应记》,见《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0)《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之《广成公传》、《靖山公传》、《古松公传》、《季泉公传》、《祖考同野公传》,第45-49页 。
(21)、(22)《岭南冼氏宗谱》卷七,备征谱,《名迹》,第77页。
(23)《南海佛山霍氏族谱》券三,长房:卷九《大明十三世祖诰赠奉政大夫庐州府同知平居公墓志铭》,第101页;卷十一《十四世行素公墓志铭》,第137页。
(24)(明)黄尧臣:《江夏黄氏族谱》之《以寿太祖小谱》,清嘉庆十八年(1813)本,第23页。
(25)同治六年佛山《纲华陈氏族谱》派世表,《十六世结松公传》,第9页。
(26)《金鱼堂陈氏族谱》卷七上,税寿房图二,第53页。
(27)(明)霍与瑕:《霍勉斋集》卷二十二,碑铭《寿官石屏梁公偕配安人何氏墓碑铭》,明万历十六年(1558)霍与瑺校刻本,第233页。
(28)《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卷三《前后家训》,第17页。
(29)(清•乾隆)陈炎宗:《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气候》,第105页。
(30)陈志亮:《冶铁业与古代佛山镇的形成与发展》见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页162-163。
(31)《康熙三十二年南海县饬禁私抽牙碑》,现存佛山祖庙内碑廊。
(32)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之《序言》,广州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33)陈昌玶:《佛山竹枝词》,见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艺文志》,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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