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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知府、循吏王仁堪其人
马琳 (馆藏研究部)
 
  摘要:王仁堪为晚清清流派代表人物之一。本文对其在镇江知府任上的政绩进行考察,分析其得失,对近代中国社会有更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王仁堪;晚清,镇江知府

  王仁堪,福建闽县人,祖父庆云曾为工部尚书,同治十三年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光绪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督山西学政,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直上书房。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吏部覆带引见奉旨记各以道府用寻授镇江知府”【1】,王仁堪“不以为意,留别诸友”,出任镇江知府。
  晚清史页,风云开阖,波谲云诡,然其纲目,要之无非两大端:对内维持秩序,对外苟且应付。清流派、洋务派,构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朝野思想之格局。清流人数不多,大抵为言事、讲职京官,为首者称为四大金刚,即南皮张之洞、宗室宝廷、闽县陈宝琛和丰润张佩纶,此外还有吴大澄、王仁堪、邓承修、陈启泰等人。王仁堪作为清流派中的一员,与清流成员互为呼应,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因事弹劾大臣更是清流派拿手好戏。王仁堪作为为数不多的清流派之一,议论风生、直言敢谏。如光绪五年,中国与俄罗斯更定条约,俄人索我伊犁,出使大臣崇厚“专擅書诺,未奉旨遽回京”,时任武英殿协修官的王仁堪偕翰林院修撰曹鸿勋、编修黄国瑾等二十四人弹劾,谓“崇厚所定条约堕俄人之狡谋,背朝廷之明训”,“谋请将崇厚立肆市朝以彰宸断而更前约”,慷慨陈词,“时论嘉许”【2】。尽管如此,清流派的衰落却是注定的,它不具有作为建设性反对派的政治基础,有限的直言敢谏也与统治集团利益相冲突,终究跳不出固步自封不察时势的保守思想。也许这也是王仁堪作为一甲一名进士却被派往镇江作知府的原因。
  当时的镇江,距离开埠已三十余年,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近代镇江商业走向了衰落,对近代镇江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近代镇江,因商兴而兴、也因商衰而衰。加之当地传教士的活动、西方思想的传入等等,使镇江成为多事之地。光绪十七年,王仁堪上任之初,即遇丹阳教案,由于处理得当,“人心既平,讹言自息”。光绪十八年,又遇丹阳大旱,王仁堪更是任劳任怨,苦心经营,“以设渠塘为急务,不欲扰民,捐廉为倡。驰书乞诸亲旧富商咸而输助,得钱三万缗,开塘二千三百有奇,沟渠开壩以百计。”为镇江水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光绪十九年调任苏州,积劳致疾,仍然日日清理积案,“风采动一时”,不到三个月,病卒。镇江士民列政绩,吁请大吏上闻,谓其“亲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任,卓然有古循吏之风。”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镇江绅民的认同,并设庙以纪念他的功绩。
  一、王仁堪与镇江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规划与整治
  王仁堪在镇江期间,根据当时镇江地区存在的农田水利事业的基本问题,会同当地士绅,对农田水利事业作了全面的规划与整治。并于任上对所属丹徒、丹阳之河塘、练湖等蓄水工程;徒阳运河工程施行了有效的整治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练湖、河塘等蓄水工程的规划与整治。
  光绪十九年,知府王仁堪督同绅董赵学曾、林廷杰,仿照以工代赈办法开浚引河,由头涵起至九涵止,长约十三里,挖出泥土加筑练湖堤。所需工费由督宪拨款,在乐生洲租钱内拨给。
  香草河,光绪十八年知府王仁堪照会绅董赵学会潘汝楫等重濬,照工赈办法,在赈余项下每土一方津贴钱一百文。
  简渎河,光绪十八年知府王仁堪照会董事周步瀛张文蔚重濬,照工赈办法,在赈余项下每土一方津贴钱一百文。
  珥渎河,光绪十八年知府王仁堪照会绅董赵学会等重濬,照工赈办法,在赈余项下每土一方津贴钱一百文。
  越渎河,光绪十八年知府王仁堪照会董事吴廷藻等重濬,照工赈办法,在赈余项下每土一方津贴钱一百文。
  窦家支河,光绪十八年知府王仁堪照会董事周以龙等重濬,经费由得沾水利农民摊认。
  太平河,光绪十八年知府王仁堪委员督同董事王家瓒等重濬,以与丹徒毗连,照徒六阳四支配,经费并在赈余项下,每土一方贴钱一百文。
  北港河,光绪十八年知府王仁堪照会董事朱泰荣等重濬,并挖河口废田另辟口门,经费照工赈办法,在赈余项下每土一方津贴钱一百文。
  尹沙河,光绪十八年知府王仁堪照会董事陈容镜等重浚以与丹徒毗连,照徒六阳四摊认,经费并在赈余项下,每土一方贴钱一百文。【3】
  由于丹徒为丘陵地带,郡地多冈垅,旱易成灾,王仁堪以开渠挖塘为急务,又不欲扰民,于是自己捐廉为倡。驰书乞诸亲旧,富商感而输助,得钱三万缗,开塘二千三百有余,沟渠开壩以百计。
王  仁堪制定了开塘遵循原则,就是先开老塘,次开新塘,不当水路者缓浚,所溉之田过少者缓浚。凭里运宗长耆老报册勘明应浚者。就原有塘面之数定底及深,除去空方,核见实方,每方贴钱一百二十文,负责丈量人将量见丈尺等级在册,然后算准填明底册,为防止错误,再交覆核司事,逐细核准,经过这一番反复丈量,然后填明承揽照册,发给承揽人开工,监工负责人另有小册,以确保随时勘误。这样就做到了层层负责制,底册错误可以责督丈承揽,造册错误,可以责成覆核者,责任分工明确,
  大凡山塘皆在坡处,挑出之土沾本塘水利之田,先远后近,均摊藉可壅麦,至底硬土取堆塘边坡下处,避去水冲筑成塘埂,如月堤式,两头与坡高处平接,以资蓄水。翻塘不准随意锄挖,翻塘者先开半面,侯半面开好,再续开半面,以防雨水。如塘有积水,亦自行车戽。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王仁堪派司友一名工人一名,会同本地耆董逐日查视所管各工,以十里为限,另再派总巡周流查视司事,每月支付薪水六千文,伙食四千文,一切在内,在总局者不给伙食,工人每月给伙食四千文,工毕酌给赏犒。
  由于河流所溉之田不多,故王仁堪从长远计,以工代赈,实施开河。按村派人、按段派工,某处至某处为一段,应归某村,派人若干,先议定榜示,再钉界。所开新河面每丈土方,凭新河面切滩测准收工,不凭老岸,旧河面按二成加算。本村有捐者土方价值每方不得过百文,本村无捐者每方不得过八十文。王仁堪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举董稽查各处工程,除本处乡董经理外,还举熟悉工程之城董乡董二三人为总董,开工时又分往重复丈量一次,收工时再会同丈量一次,以确保工程质量。且所开支河旁通支沟一律要求各村挑濬深通,由县出示晓谕,并传饬里运知悉,收工时如有未经开浚者追究该里运乡长责任,基本做到了层层把关,责任落实到人头,保证了工程按质按量的完成。
  新开河流两傍途经哪些村庄,可灌溉田亩数,均需查明后如实上报。
  2、丹徒、丹阳运河工程整治
  丹徒水利在王仁堪整治前两次举办皆以山塘为重,因此,这次整治前,拟就能通大江运河之支港与能蓄山水之闸壩先行动工,希望能得有源之水。
  童毓昌县令受王仁堪委托,到镇江“堪估”土方,自丹徒境内西门桥到丹徒丹阳交界碑止,一共长六千九百六十九丈,应挑土十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七方;丹阳境内自丹徒丹阳交界碑起至武阳交界止工,长九千六百五丈,应挑土十三万五千二百九十八方,连加三成经费合算,当时估计约需钱八万三千二百九十余千文,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当时镇江大旱,王仁堪以工代赈,从丹徒丹阳两邑剔出工赈壮丁,各就附近沟渠闸壩,按照所剔壮丁之数,由各乡耆老派定每丁分作土工若干。约计东乡通江之港与通沙腰河以达于江之港,共十二三道,内闸壩数道,西乡通江之港七道,内有小闸壩甚多,南乡通运河两岸之港十六七道,内有旧闸五六道,西南通长江之水约四五道,内有大闸一道,东南太平港之正河一道,内有大闸壩二道,东北通江之赵家港一道,现均由绅董通估,约计土方工价在五六万串上下。丹阳拟开经河六道,西乡曰练湖,东乡曰越瀆(dòu)、曰萧河,南乡曰香草、曰蕳(jiān)瀆,北乡曰太平港,半属丹阳半属丹徒,恰好分溉四乡。以上六河约计共需土方工价二万三千余串,此外两邑之山塘小港俟核计余款,择紧要估挑。且此项壮丁系属以工为赈,只就壮丁口数起算,工资不能领,限工程删减,且计每丁所得工资必须较原赈之数,稍有赢余,方能责以力作,查丹徒声明剔出壮丁六万余口,两赈已需一万七八千串,加以工程,故拟通计以三万串为限。
  丹徒丹阳运河淤浅开浚工费是一笔庞大的数目,王仁堪请求督宪拨款,开挑徒阳运河,徒阳运河逐段淤浅,应一律疏通,以便商民。又与童毓昌商议,将加深之工治岸之法从实估勘,悉心筹度。总期使工可持久、费不虚糜,以振兴镇江水利。
  二、王仁堪与镇江地区社会公益事业的施行
  在晚清中国社会,绅商基本上取代官府,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承担者。王仁堪在镇江期间,几乎最大限度发挥了当地士绅、富户以及在外作官的镇江籍官员的作用,尤其是在镇江灾害期间,王仁堪为社会公益事业更是鞠躬尽瘁、积劳成疾。
  1、清理整顿善堂。清代在继承明代善会的基础上,兴建了大量的善堂。“善堂比较固定,有堂、局、公所,内设专职管理人员,并有捐款,借此购置房产、田地,以其息维持善堂的善举,使善堂能保持永久。”【4】
  镇江地区原有善堂五,曰育婴堂、恤嫠堂、普仁堂、救生堂、留养堂,积久弊生,王仁堪抵任以后,次第整顿查救。普仁堂,“光绪十六年鲍上宗禀辞后,茅同晋鲍上传先后董理二十六年,郡守王仁堪饬并于育婴堂。(按主张是议者闻为赵某自饬并后,育婴因经费不敷,履借普仁留养之款,而普仁留养转致仅存其名矣。)”【5】义渡章程整齐尚无弊端,育婴恤嫠留养两年以来俱已粗有眉目,惟普仁堂务尚未清理就绪。王仁堪反复筹思,欲求历久无弊之法,将育婴恤嫠留养普仁施医五局合并办理,除分请董事司事外,公举总理六位,每位稽查两月。揆其利益厥有数端,善堂用人最难,司帐收租查户皆非确实可靠者不可,偶有司事缺出,地方官之压荐,至亲密友之私托,堂董不能竣绝,既设总理,势必公举有压荐私托者,彼此有词可藉,无难婉谢,此其为益一。人稍自爱,万不至侵蚀善款,惟既有存款,听其支拨,则亲族相邻或有挟而求或因乏而贷心存忠厚暂挪以应人急,此亦情理中难免之事,而人心叵测,人既负我,我复无力代偿,势不能不亏及善款,即设总理,则彼此牵制,两月核算一次,自无此弊,此其为益二。各堂分管则收租司帐势必分掌,用人既多,不独靡费,且易丛弊,既设总理,则汇聚一处,堂款帐目不可不分而经历堂款帐目之人自不必分,每年节省之款甚巨,此其为益三。堂设一董,遇有更换地方官,耳目难周,误用一董则贻害一堂,既设总理六位,就中如有事故告退,无人可以公同酌举,同气相应,取友必端损益因时庶可经久,此尤其利益之大者也。至于各堂章程宜分宜合、孰去孰留,寄希望于诸绅核实酌拟,赐复立案,但期善举有益敝府。
  2、厉行牛赈。光绪十八年(1892年),丹徒全境被旱,丹阳薄有收成,较之十四年灾害为重。王仁堪积极救灾办赈,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以下为具体的赈灾操作:
  查办牛赈密禀抚藩宪。窃于九月上旬灾象已成,甫经议赈乡民虑卒岁无资豫,为御冬之计纷纷变卖牲畜图减刍茭之费,以资湖口,又欲及早鬻售,冀得中价,若视为善后之图,冬深岁逼势恐所留无几,将来翻犁垦田转致束手用是,会同绅董筹办牛赈,先行垫资查收,犹虑查给太宽,殊失贵人贱畜之意,故定其数,以三千六百文而限,以七千头为率,盖非贫苦尤甚之户,不滥与也,惟开办之始其时尚未查赈,百姓知有钱可领,争求查给,不得已讬辞于借,为定明年春秋两熟分偿之期,民知其必还也,其稍可自支之户虑后来弥补之难,自必勉强撑持,不至相率求领,故或两家合领一牛之费或十余家公领三四牛之费,均匀分用以为少借少还,因之毫无争执。卑府等窃思大荒之后元气难复,此项既放明岁,若有还者自当由经手绅董报明禀归,积谷项下存放,若其不还,应请免予追偿,以纾民力,所有查办牛赈情形理合密禀。
  府县牛赈通禀各宪县拟。窃照贴钱养牛,绅董措款垫放前,于筹办赈务禀请拨款案内,业将大概情形附呈宪鉴在案。兹据绅董鲍上传赵徵禾吴鸿藻严作霖刘志中柳昕等禀称本年徒邑亢旱成灾,寸草俱无,入秋以来,贫民口粮已形乏绝,更无力买草喂养耕牛,牵赴市转卖宰剥者络绎于道。职等目击心伤,若禁其宰牛,人且无计,自全牛更归于倒毙;若不为禁止,则来年遂缺耕牛。大荒之后民气已伤,何能买补,纵使旸雨应时亦恐丰收无望,势不得不于筹赈之时豫作防荒之计,因具禀公叩拨款借给喂养在案嗣蒙宪谕以七千头为限,每头借钱不得过三千六百文。职等查四乡耕牛约两万,以外因逐村严行廛剔除,稍有存草者不给养牛借票外,择极苦者始行给票,且有两牛作一牛给票者,甚或一村有二三十牛作八九牛给,令其朋分者共计牛六千九百八十九头,应借给钱二万五千一百六十千零四百文,实已减无可减,均令陆续牵牛验看,随给借票,由职等垫借款项,令乡民陆续持票赴局验票,照交于十一月初三日一律放毕,为此禀求申详赐准报销,并于赈款项下拨发钱二万五千一百六十千零四百文,俾得归还借款等情,据此卑府等伏查养牛一案,前与诸绅董再三筹议酌定限制以七千头为率,由绅董按图视查,择其最为贫苦者填给牛票,并于牛身烙印为记,又严谕乡镇各牛牙烙印之牛不准擅行买卖以防私售,散放之日由府派委保甲段巡,姚从九云寿蓝县丞棻就近弹压,由县派差协同该图地保常川照料,自九月二十六日起,各乡牛户查照票上所填某日赴局之期次第支领,每日所放不过二百头,至十一月初三日止一律放竣,综计丹徒被灾之区将五万户,而养牛者约居其半,此番给钱喂养几及三分之一,其中又有两家合领一牛之费者,有一村贫户情形相等共有十余牛而酌给三四牛之票,由公正耆董领回,按牛匀分者均准随时通融,期于无遗无滥,是则各为七千头而藉资刍牧以生约及万余暗中保全实多乡民仰体宪德甚属安谧,足以仰纾廑系所有历次下乡舟车饭食等项均系诸绅董自备,不动赈款分文,其借垫之款应请俯如所禀于赈款项下拨还归垫,除将户各牛数另行造册开报外,理合肃泐具禀伏乞鉴核示遵实为公便。”
  3、创立社钱
  王仁堪仿照古人社仓遗法,存钱而不存谷。
  光绪十八年官府分借给各乡养牛之款共计二万五千余串、十七年分借给各乡开塘之款共计三万六千余串,约定农民每年分季归还。农民每季所还牛赈款及塘款均缴城局收存生息,同时由各所属村民公举公正区董一至二人,专管其账簿,遇到本辖区有修闸、开塘、设义塾等公共事业,准许禀明后借用并分季摊还。并规定,各区不许互借,分定之后便为各区公产,户下拖欠一文则公产少存一文,同区村董自可互相催缴,不容隐赖。区董有禀请拨借之权,而银钱不经其手,城董有支拨银钱之责而不能妄发一文,互相监督。又将还钱踊跃之村定为良民之村,则多分社钱,若拖欠赈款之村则为顽民村,社钱则少分,以后若有开塘等公共事业,则不予借款,以作无赖之儆。
  王仁堪创立社钱,专为农田水利而设。惟有本区域内应修闸霸、应开公塘、应挑之潮沟才能准其支取社钱,除水利之外的其他工程不能支取社钱,即使添设义学也只能支取本区公费,不能动用社钱,但也有特殊情况除外。如有偏灾村民需借口粮或借稻麦种,乃至乡董欲借款为本区域平糶等事,拨动款项在一千串以上者,必须禀明本府县批准,不得擅自拨款。
  古人社仓之法立法最善,惟每年抖晒存谷,出陈易新及还谷加息,经理稍不得人,不免易生弊端。丹徒水陆码头,不患无谷,今易谷为钱,生息于存时不取息于借后,且城董掌收,乡董司发,但能城乡各董恪守不改,自是百年永赖之利。
  三、王仁堪与镇江近代化
  自鸦片战争以后,士大夫们逐渐开始“开眼看世界”。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国社会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由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开始起步的,而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交通的作用与影响很大。随着新交通手段的出现,如铁路、公路的铺设,一些以前落后的城市变为近代城市,而一些以前发展中的城市却常出现停滞的现象。镇江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体系的变化。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镇江有着特别意义的运河的重要性日渐丧失。英国人呤俐在运河沿岸的旅行,见到了这样的情形:“河工久废,两岸的大理石已经大多剥落无存,自杭州至临清间,有数处已不能行路,河槽年久失修,石堤颓记,河水泛滥,附近人民时受其害。”苏北北段的大运河更是多处淤塞。苏州也是这样,由于大运河的截断和漕运的中断,自嘉庆、道光以来,苏州就几乎丧失了这一优势。嘉道年间,南北大运河屡遭截断,漕运不通。以后历经太平天国期间案的动乱、1853年黄河河道变化,运河体系未能重新恢复,因而漕运渐渐由海运代替了河运。镇江作为江苏的外贸通商大港,其外贸货流辐射本省及附近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外贸易、金融业都很兴盛,19世纪90年代以前是长江领域最大的米市。1908年,津浦、沪宁铁路修通,贸易路线改变,镇江贸易大港地位逐渐被取代。镇江作为一传统的商业城市,在大变革的时代中,没有出现像南通张謇一样以个人之力领导和推动了南通近代化的人物,也没有出现和无锡一样推动无锡发展的“人自为战”的企业家,更没有出现像安徽合肥李鸿章那样的当权派(强行将镇江米市前往安徽芜湖)。即使出现了王仁堪之辈兢兢业业,也无法挽回镇江江河日下的大局。镇江近代化落后于同时代的无锡和南通。
  教育和经济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虽然近代镇江的教育得到相当的发展,但是教育近代化的整体水平较低。首先是传统教育仍占主导地位,仅以私塾为例,至清末,镇江私塾依然遍布城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其教育宗旨、教育内容和方法日显陈旧与落后。其次是新式学堂推进的速度极其缓慢。相较其他地区新学的创办,镇江的新式教育发展滞后。江苏教育的近代化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但镇江教育近代化差不多始于19世纪末。19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传教士相继在镇江设立润州书院、崇实高、初两等小学堂、镇江女子学塾等教会学校,除此之外,镇江尚无新式学堂出现。即使如知府王仁堪所办之南濡学舍、榛思文舍,也只是“治学讲经之所”,“ 教忠教孝”【6】。 毕竟王仁堪作为一儒家文化培养下传统的士大夫,尽管其在传统经济、文化沃土中滋生出的社会活动有了新的氛围、新的驱动力,但由于其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及诸多外部因素,注定了传统的力量还是会像梦魇一样拖累近代中国社会迈进的步伐。

注释
【1】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Z] .第十四辑.王苏州遗书.卷七之劝捐本籍富绅与苏总捕惠师侨司马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585
【2】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Z] .第十四辑.王苏州遗书.卷一之翰林院联衔公疏褶,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283
【3】何绍章,冯寿镜修.吕耀斗撰写.丹阳县续志[Z]卷二之水利.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4】丁日昌.抚吴公牍[Z] .卷四三.金坛县禀拟办保甲章程.1396.
【5】吕耀斗等.中国地方志集成[Z] .江苏府县志辑30.民国续丹徒县志卷十四附义举.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673. 
【6】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四辑.王苏州遗书.卷七之劝捐本籍富绅与苏总捕惠师侨司马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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