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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荣光《授经图卷》看阮元思想影响
张雪莲 (宣传教育部  主任  文博馆员)
 
内容提要:本文以佛山市博物馆藏清代吴荣光绘《授经图卷》为实物例证,通过对《授经图卷》主要题咏的解读,探究吴荣光经学师承渊源,从而考证阮元经学思想对吴荣光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吴荣光,阮元,授经图,经学,思想影响。
  吴荣光是佛山人。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别署白云山人、拜经老人。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生,道光二十三年(1843)卒。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历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湖北、贵州、湖南各省,官至湖南巡抚。他善书画,精鉴赏,富收藏。后世评其鉴藏或书法方面较多,然其不但工书,亦善于画,只是传世量少,且被书名所掩,故研讨其画有所必要。《授经图卷》为吴荣光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画作,画幅除有吴荣光自绘像外,还有阮元和何绍基两位名家。图以授经为名,与经学传授密切相关。本文以此为缘起,通过对《授经图卷》创作背景及主要题咏的解读,探究吴荣光经学师承渊源,从而考证阮元经学思想对吴荣光的影响作用。

一、《授经图卷》及其创作背景
  佛山市博物馆藏吴荣光《授经图卷》合画一幅、题诗两幅,均为纸本,横幅装帧。
  画幅工笔设色,画心纵38cm,横132cm。绘夏日园林一隅,当中三人呈品字形分布坐于蒲团之上,首席居中红衣者苍髯当胸,手持简册,似在传道解惑;其左侧浅蓝衣者手捧典籍,则略有所思;右侧下首蓝衣者双手扶膝,作恭听之状。图右梧桐枝繁叶茂,芭蕉绿叶青青,书童谈天,仙鹤闲游;图左坡土湖石,修竹掩影其间,雕栏外碧波荡漾,云烟缭绕,溪流回环。图左上方题记:
  荣光自己未后,事仪征相国老夫子垂四十年,丙申六月重至京师,侍杖履者,殆无虚日,别后敬绘公像,附以弟子,作《授经图》,以志渊源之自(图一)。
  款署:道光戊戌三月庚子日,南海吴荣光并识。末钤:“吴荣光印”、“荷屋”、“拜经日生”三印。
  鉴藏印钤:“吴荃选”、“内阁之章”、“南海吴氏宝择楼审定真迹印”。
  吴荃选为吴荣光五弟绶光之孙,尚时之子,字颂明,号文鹿。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官内阁中书,广西补用知县。工诗词,善收藏。光绪末年,吴荣光在佛山观音堂铺大树堂居所之“赐书楼”被风吹毁,为保存吴荣光所藏御赐书籍、金石、书画等“筠清馆”旧物,吴荃选在其修筑的“陆沈园”内重建“赐书楼”。民国十二年(1923)冼宝干总纂《佛山忠义乡志》,吴荃选提供吴荣光流传的“阮氏大理石屏”入编金石卷,在跋记中言及家藏《授经图卷》,“文达公(阮元)为荷屋公座师,道光戊戌(1838),荷屋公曾绘《授经图卷》以明渊源之自。师为文达公,门生为余伯祖,小门生则何氏子贞(何绍基)也。图成,传诵至都,都中诸老题咏者十余人。”【1】可见,此为流传有绪、曾经名动京城的画作。
  清人梁九图评吴荣光画:“荷屋中丞,人知其善书,而不知其能画,曾见所作《望云图》,笔意飘缈,得二王法,盖官黔藩所作。”【2】从佛山市博物馆收藏的吴荣光绘画看,他的画作主要面貌有两类:一是行迹所及,闲暇遣志,以山水形式表达,“画法苍劲古峭,气骨沉雄。”【3】;另一是绘人写景,以为纪事,如《闽人械斗图》、《苗田图卷》等。《授经图卷》属于后者,画幅人物、景物、动物均用笔工细,部分景物用“没骨法”以颜色直接勾勒、渲染、皴擦,设色妍丽,景致清幽。画幅重视主题、结构,讲究真景实感,造型准确,笔墨谨严,风格雅秀,受吴门画派影响较大。
  《授经图卷》款署戊戌为道光十八年(1838),描绘道光丙申十六年(1836)六月后吴荣光在北京与阮元和何绍基的交往事迹。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祖籍江苏仪征,生于扬州。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任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历任浙江学政、户部左侍郎、浙江巡抚,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道光六年(1826),升体仁阁大学士,先后加封太子太保、太傅。谥“文达”。他热心文教,勤于政务,是考据学时代的全才,既深契学问,又精于为政,“其著述品位,足以弁冕群才,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重镇。”【4】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历官至四川学政。工经术词章,精考订之学,旁涉金石碑版,书法卓然成家,有《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钞》等行世。
  道光十六年(1836),64岁的吴荣光在湖南巡抚任上,“以湖南学政龚维琳被劾,荣光未据实陈奏,命降为四品卿,来京候补”【5】,吴荣光到京后,住在儿子吴尚志贾家衚衕寓所,寄情于师友文酒书画之会,追随于时任职体仁阁大学士的恩师阮元左右,浸润经学研讨的氛围之中,同伴者还有刚刚晋身进士的何绍基。道光十七年(1837),吴荣光以“在湖南办事甚好,尚无大错”【6】,受福建布政使,到任后回首往事,绘就《授经图卷》,记载四十年师承渊源。
二、《授经图卷》题诗解读
  《授经图卷》题咏有十余首,我们从佛山市博物馆保存的阮元和吴荣光的《授经图卷》题诗,以及《何绍基诗文集》中《题荷屋师授经图》,或可了解图中三人经学师承关系。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阮元题咏(图二)原文:
  古人专传经,科名等过客。蠹简半在冢,漆书或藏壁。或治伏生书,或传孟氏易。
  由篆变为隶,由竹写于帛。后世经义多,书卷日堆积。不专传一经,探索乃更赜。
  唐初尚守古,中唐少精核。昌黎读经文,但向奇葩摘。习之逃空虚,外儒而内释。
  吾于经甚疏,传授鲜古册。诗无鲁与韩,春秋昧高赤。惟于古人训,或者少有获。
  吴氏起岭南,于经□有癖。遥遥四十年,久列门生籍。在都更相亲,出游共车迹。
  廉赵万柳堂,冯家园改亦。身虽在台阁,地乃拟泉石。绘像秋林间,函丈接两席。
  相对写须眉,或苍或全白。两貌颇相肖,我老当更瘠。古今异□趋,学术如迁宅。
  而我数十年,虑仁屡审择。或甘为平近,或失于偏僻。究将何所□,商取二三策。【7】 
  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吴荣光《和云台相国师题余授经图原韵》(图三),原文曰:
  师事四十年,滥作门下客。不得闻性道,而或见奎壁。迢迢中外间,冉冉岁华易。
  质疑辩同异,好古求竹帛。蠹残但日守,蛾术与年积。吾师揅经手,学究天人赜。
  戴孔穷源流,毛韩兼综核。譬如云雾拨,独向星斗摘。高则抉精微,次亦富诠释。
  以兹治九省,善政布方册。薄海靖鲸鲵,匝宇讴苍赤。政暇语吾徒,学古期有获。
  肤功衮绣身,大福烟霞癖。可知古完人,靡不本经籍。近溯春明游,半年杖履迹。
  善问惭迟从,足发愧回亦。或访益都柳,或梦点苍石。南来写此图,神先到讲席。
  莳花秋影红,种竹霜气白。郑家草殊荣,羊家鹤仍瘠。回首五云多,长护相公宅。
  恨无缩地术,遂我比邻择。蜀冈仰弥高,闽峤远以僻。及我尚未衰,春风一鞭策。【8】
  经学是诠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学术。其源可溯至到先秦时代的子夏和荀子,两汉为黄金时代,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苌传《诗》,为“毛诗”,属古文经学派,汉代未立官学,毛诗汉末兴盛,取代三家而独传于世。后历经唐、宋、元、明逐渐衰微,直至清初方为复兴。清初的经学,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为代表人物,他们反对王明阳学说,提出“经学即理学”的主张,有“致用”和“经世”的思想。到乾隆、嘉庆朝全盛,史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主要有两个不同阶段的学术流派:一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他们继承顾炎武以来的传统,多治《周易》和《尚书》,认为治经应从研究古文字入手,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样才能消除几千年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二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他们后于吴派而先达,精于小学、天算、尤擅长三礼,强调求真,方法严谨,识断精审。【9】阮元崇尚皖派,积极探索治经的新途径,并有创新性研究,以他为代表的经学流派,后人称之为“扬州学派”。阮元编纂的《皇清经解》,是清代经学研究的总结;所著《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被当时治经者奉为金科玉律;他的《经籍纂诂》在经学界也产生很大影响。吴荣光是阮元的门生,崇奉阮元经学思想,数十年孜孜以求,期望能以经中故实为凭借,体会人生常道,处世原则,也即经世致用之道。
  阮元《授经图卷》题诗描述历代经学发展及其与吴荣光四十年师生之谊,其“蠹简半在冢,漆书或藏壁”描写了古文经的状况。秦代焚书之前,儒生们将经书偷藏在墙壁夹缝间,至西汉时被发现,因其字体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隶书,故称“古文”,有“伏生授经”的故事流传。在“由篆变为隶,由竹写于帛”的过程中,指西汉儒生们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译写经书,“今文经”出现了。历世存在不同的治经方法,十八世纪后期更产生众多的经学派别。阮元是“扬州学派”的杰出代表,他尊崇两汉诸儒师说,树立治经由文字古训入手的门径规矩。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世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10】他虽自谦“于经甚疏”,传授鲜册,但从他的《揅经室集.自序》可知,他究心经学,一生不辍。“余三十年以来,说经纪事,不能不笔之于书。……室名揅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经过“虑仁审择”后研读的古训,有其所获。事实上,他不仅通过训诂方法将经学核心概念如“格物”、“一贯”等解为“实事”、“实行”,阐明“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且将学术有机地运用到实际政务之中,主张经世致用。
  在吴荣光43年的仕途生涯中,结识了众多名流学者,学有渊源。其中“训诂声音之学,得之仪征阮元。”【11】嘉庆四年(1799),27岁的吴荣光进京会试,时任户部左侍郎的阮元担任会试副总裁之一,自此结下师生之缘。阮元比吴荣光年长九岁,在时政和学界举足轻重。嘉庆十四年(1809),通州中西两仓的仓吏高添凤等采取用水涨米的方法贪污,使朝廷亏短白米二千石,吴荣光身为通州粮仓和天津漕务的监察官员,不能独善其身,以“失察”之罪被革职,回京后居住在下斜街,当时阮元“以浙江巡抚改编修,寓居相近,日夕过从,指授经义。”吴荣光经常跟“从覃溪先生(翁方纲)、仪征师讲学”,他虽自谓从那时“始知究心经义。”【12】实际上对阮元的经学思想已是服膺有加。如果说嘉庆十四年(1809)吴荣光与阮元的“日夕过从”是其“究心经义”的起点,那么,道光十六年(1836)在京,他与阮元的“半年杖履”和“出游共车”,除同游冯益都之万柳堂,共赏苍石之画外,更多的应是对经学理解的深层交流。阮元实事求是推明古训,对经义原解作精微阐释,穷其义理的“疑古求真”治经方法,使吴荣光对经学理解更为明确,“可知古完人,靡不本经籍。”他明白古人行事处世,皆以经籍为本,也谨守阮元“学古期有获”的教诲,践行其“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的思想,将经学运用于实际之中。
  何绍基和吴荣光同为阮元门生,他在《题荷屋师授经图》(倒用原韵)诗中,一方面表述三者在经学方面的师从关系,另方面也表达了作为一名后进之观感。诗曰:
  忆昔岁丙申,初对大廷策。蓬山许游翔,尘海任孤僻。作赋不能丽,抱经思所择。
  馆师仪征相,时雨润甲宅。每聆一义丰,足愈万言瘠。微言大义兼,六经如日白。
  入室南海公,论讨恒夺席。有如堂上乐,同音奏笙石。我时但俯听,清风肃肱亦。
  自维驽骀姿,敢蹑骅骝迹。如愚或同颜,数典恐类籍。南海本吾师,爱士早成癖。
  门墙先后共,鸣叩大小获。惟公于仪征,孔氏之雍赤。执经四十年,匔匔抱古册。
  别来望北斗,朝暮不能释。瓣香托图画,髭而疑可摘。繄余窘步趋,咫义强甄核。
  旁人或嗤弞,见谓耽奇赜。缅怀邗上堂,沈思万端积。图末倘许附,何异名书帛?
  秋风昨来夜,庭树色更易。悢悢复有念,唶唶向虚壁。太息程司农,早作千岁客。【13】
  阮元、吴荣光和何绍基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经学传承关系。道光十五年(1835)湖南乡试,吴荣光以湖南巡抚监临主考,对何绍基十分赞赏,拔置解元。丙申年(1836)会试,何绍基廷对策“为长文襄、阮文达两师及程春海侍郎所激赏。”【14】在京中,何绍基追随两师的经学研讨,“入室南海公,论讨恒夺席”,令他深受获益,“有如堂上乐,同音奏笙石”。“惟公于仪征,孔氏之雍赤。执经四十年,匔匔抱古册”是吴荣光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是吴荣光对阮元经学崇奉的真实写照。

三、传经有道 一脉相承的办学育人理念
  吴荣光生平处事及其治学方法,受阮元的思想影响较大。以其传经有道,一脉相承的办学育人理念最为显著。
  嘉庆二年(1797),阮元督学浙江,遴选浙江能从事经学研究的人,构屋五十间,聚居孤山之阳,编撰《经籍纂诂》。四年后,又以修书旧地创办诂经精舍,选拔好古力学的生员读书其中,延请王昶和孙星衍二人为主讲教师,开设经、史、策论、古今体诗的教学,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不用八股文和八韵诗。【15】所谓:“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16】鼓励学生讨论六朝南北经术流派,引导他们远离“庸近”,开创诂经精舍诗文歌赋的“言必有古训”的经史考据文风,精选诸生经史文赋刊为《诂经精舍文集》。道光二年(1821)阮元任两广总督后,按照诂经精舍体制,在广州建立了学海堂,选拔优等贡生入读其中,延请吴兰修、赵均等主讲,专授经史古文、词章训诂。学生每天必须写有读书札记,教师则每月举行一次聚会,考评各人成绩,将优秀诗文汇编为《学海堂集》。【17】
  阮元创立的专传授经史训诂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实现了清代书院发展中以实学取代制艺的重大转变,在全国起到示范性的作用,吴荣光对这种办学育人理念十分认同,并在其行政管理区域实行推广。
  道光十二年(1832)吴荣光任湖南巡抚期间,在岳麓书院斋西的隙地创设“湘水校经堂”,办学模式依照阮元抚浙设“诂经精舍”、督粤开“学海堂”的做法,在治学上强调精微并举,汉、宋并重,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然后择其优者,赐食赠金,召至抚署以供使用。刚开始时,校经堂并无固定生额,而是岳麓书院的一些生徒在本院课试制艺时文之余兼习汉学。吴荣光对校经堂教学活动非常重视,亲书“湘水校经堂”题额,并筹给经费,酌定章程,还经常渡江到堂讲课。其目的是要矫正当时书院教育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通经致用人材,建设新的学风和文风,培养出如贺桂龄、郑敦谨、郭嵩焘、左宗棠等一批时政人才。湘水校经堂在学术方面也可与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相争胜,长沙名儒叶德辉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刊吴荣光《辛丑消夏记》序言中说:“中丞抚湘,增广岳麓书院诸生膏火,创建湘水校经堂,拔置通经史识时务之士,至今古学号为中兴,得人亦称极盛。百年以来,巍科高第,著述名家,与文达抚浙所建诂经精舍、抚粤所建之学海堂,若神山之相望久矣。”【18】应该说,吴荣光是清代湖南经学中兴的发起人。道光十七年(1837),吴荣光到福建布政使任后,政事之余仍不忘经学传播,常到鼋峰和凤池两书院讲授十三经经义和古诗文。即使吴荣光晚年将湖南《湘水校经堂课卷集》和福建《七闽经义》合编为《闽湘经义》【19】未及刊刻,依然可以想见他是阮元经学思想传播的忠实执行者。

四、以金证经治学方式的传承
  龚自珍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一一列举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掌故之学。其中“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劻史,玩好之侈,临摹之工,有不预焉。是以储彝器至百种,蓄墨本至万种,椎拓遍山川,纸墨照眉发,孤本必重钩,伟论在著录。十事彪炳,冠在当时。是公金石之学。”【20】所谓“十事”,阮元有《金石十事记》:一为《山左金石志》,二为《两浙金石志》,三为《积古斋钟鼎款识》,四为摹刻《散氏盘》,五为摹刻《石鼓》,六为得西汉“中殿第二十八”二石,七为拓《琅邪台秦篆》,八为并立汉府门之倅大石人于曲阜矍相圃,九为得四明本全拓《延熹华山庙碑》并摹刻,十为摹刻秦《泰山残篆》、吴《天发神谶》二碑。“阮元通过对钟鼎彝器、碑石砖铭的研究,开辟了一个考古证经的研究新领域。他对群经的校勘,大多仰赖于汉、唐、宋三朝残留的石经,阮元‘以金证经’的做法,发展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21】
  有清一代,金石学发展迅猛,为一时显学,金石价值备受重视,寻访、考古活动活跃,出土器物日益增多。乾嘉时期,金石学步入发展阶段,由于“文字狱甚严,通学之士,含毫结舌,无处虑其志意,因究心于考古。小学既昌,谈者群籍金石以为证经订史之具。”【22】吴荣光自谓“少好金石文字”,有其时代风气使然,而对于金石方面的研究,主要接受翁方纲和阮元二人指导。从他生平行迹看来,则与阮元的接触为多。
  道光二十年(1840),吴荣光以年历就衰,原品休致。南归途中,到扬州停留一月与恩师阮元话别。吴荣光形容他们此次见面是“白头师弟,叹话甚长”。他们一同游览北固山、甘露寺、谷林堂、平山堂、桃花庵等胜迹;到焦山鉴赏周鼎、定陶鼎、瘗鹤铭、马殷铜鼓等金石文物。他们有相同的嗜好,“师于考证经义及金石文字,与余有同好也。”【23】晚年编修《筠清馆金石录》,原计划分款识和碑碣两大类,石文未见刊行,所刻成《筠清馆金文》五卷:卷一商器47种;卷二商器20种、周器30种;卷三周器47种;卷四周器53种;卷五周、秦、汉、唐器物68种,书中许多资料源于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年廿六官宦京师,于藏家及书肆所有手抄而邮索得若干卷;宦迹所至于陕、于闽、于浙、于黔、于楚又得若干卷;道光丙申(1836)再入都,以京卿需次,时仪征相国师积古斋金文已得全,分拓本、碑碣文,则聚数十箱带回粤东。”【24】龚自珍、吴式芬等参与了该书的校注,其著录方式是先按原本影抄,记录总重及各部位尺寸,描述纹饰,对器物铭文的从音、形、义方面进行考释。在文字校对上,吴荣光力求“校雠必谨,欲得文字之真。”【25】后人评《筠清馆金文》“孤文碎谊,每足以证经”。【26】可见,吴荣光于金石资料的搜求,得到阮元的大力帮助,在研究方法上,也传承了阮元“以金证经”的治学原则。
  吴荣光生活的年代,经学研究之所以成为文化的主流,一方面是执政者的推导作用,另方面是士人期望通经以寻求致用的法则和为政之道。吴荣光在《授经图卷》题诗所赞誉阮元能“以兹治九省,善政布方册。”这也应是他毕生追寻的政治目的。吴荣光为官数十年,勤稳持重,政绩显著,实惠于民,热衷办学育人,关注地方文化,这都与阮元的引导和影响分不开。正如吴荣光道光二十年(1840)在扬州,与阮元话别之际《和仪征相国师,予告归里元韵》诗中谓“平生景仰心,还向图中求。”【27】吴荣光《授经图卷》从表面上看,所展现的是其经学渊源,而实则要体现的还应是从其师所学习的经世致用之道。

注释:
【1】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六,金石,刻本,民国十二年(1923)。
【2】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卷五,刻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
【3】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八,轶闻,刻本,民国十二年(1923)。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78页,中华书局,1993年。
【5】《清史列传》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
【6】吴荣光编,吴尚忠、吴尚志补编:《吴荣光自订年谱》49页,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
【7】佛山市博物馆藏《授经图卷》阮元后跋(1838)。
【8】佛山市博物馆藏《授经图卷》吴荣光后跋(1839)。
【9】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第59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文选楼刻本,清道光三年(1823)。
【11】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名臣,刻本,民国十二年(1923)。
【12】吴荣光编,吴尚忠、吴尚志补编:《吴荣光自订年谱》19页,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
【13】《何绍基诗文集》第155页,岳麓书社,1992年。
【14】《何绍基诗文集》第2页,岳麓书社,1992年。
【15】参见张鉴等撰:《阮元年谱》第41-42页,年谱丛刊,中华书局,1995年。
【16】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文选楼刻本,清道光三年(1823)。
【17】刘墨:《乾嘉学术十论》第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8】吴荣光:《辛丑消夏记》,《重刊辛丑消夏记序》,长沙叶德辉郋园刻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
【19】吴荣光编,吴尚忠、吴尚志补编:《吴荣光自订年谱》39页,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
【20】张鉴等撰:《阮元年谱》第274页,年谱丛刊,中华书局,1995年。
【21】金丹:《经学与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载《书法研究》2003年第二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22】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
【23】吴荣光编,吴尚忠、吴尚志补编:《吴荣光自订年谱》41页,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
【24】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刻本,道光22年(1842)。
【25】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刻本,道光22年(1842)。
【26】汪兆镛:《岭南画征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27】《石云山人诗集》之《和仪征相国师予告归里原韵》,筠清馆刻本,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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