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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道教美术——佛山人物画家梁球之湮没
郭燕冰 (馆藏研究部  文博馆员)
 
  近期,佛山市博物馆藏一批宗教绘画经整理重裱后终得以重见天日,其中一套精良的四件绘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几件作品尺寸较大,画心高达两米多,题材为宗教人物,绘制的技术水平远在同批的画作之上,笔墨方面有异于匠意的工笔设色而属于创作型的小写意设色人物。据王宜峨《道教美术史话》:“反映神仙形象,用于宗教活动时悬挂的水陆画很早就有,至明清时代特别盛行,这些作品基本是民间画工所为,绘画技巧良莠不齐,其共同特点是,有浓厚的世俗色彩,设色浓艳,构图和人物形态多数呈格式化,较呆板,其中少数作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作品所描绘形象为民间知名度较高的得道仙真,赤松子、白玉蟾和许真君的信仰在全国范围内均较为流行,而黄野人崇拜在岭南以外殊少见,香港和广州则设有黄大仙庙,香火至今仍很旺盛。
  据走访法师的介绍,这几幅画有可能是道士在民间打醮时使用的“牌仔画”,但暂未得到相关使用人员的证实。书画界的鉴定专家则认为用于道观日常装饰的可能性较大。如此大的画幅作为日常悬挂需要较大的空间。在清朝,佛山最大的道观为“万真观”,民众又称“洞天宫”,据《租赁什物列记》中记载,此观有城隍殿、三宫殿、吕祖殿、斗姆殿、太上殿、灵宫殿、十王殿、夫人殿等殿;《民国警察署地图手稿》又显示,尚有头进、二进、三进、祖堂、文武殿、花园等。其香火收入更是旺盛到令民国政府嫉妒不已,千方百计要分一杯羹的程度。二十世纪60年代后万真观不复存在,该地被改建为无线电一厂和分析仪器厂。这批画估计是此时此地流散而来。从题材看,用于祖堂,与仙去的开山道士真像并列悬挂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但从形制和使用痕迹看,其装裱较为粗糙,用普通粗纸重裱过,无天杆、地杆、天头、地头和上下隔水,画面上亦无长期悬挂供奉带来的烟熏和积尘的痕迹。
  除功用外,这四幅作品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上有题赞,后有署名。馆内现存的宗教画大多不署名,原因有二:一是工匠合作,大部分不留名,是不必;二是供神之作,也不留名,是不敢。而至于署名的这个画师,据资料显示,身份相当特殊,后面再述,先将画作著录如下:
  《赤松子大中堂》,230×110厘米,纸本设色。右上方题款“赤松子,神农时雨师,炼神服气,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至昆仑山尝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高辛时为雨师,闲游人间。鸣石梁球。”
  《白玉蟾大中堂》,230×110厘米,纸本设色。右上方题款“白玉蟾,姓葛名长庚,宋琼州人,母梦得白玉蟾而生,遂名之。后隐于武夷山,号东琼子,事陈翠虚,得其道。蓬头跣足,一衲弊(体),甚喜饮酒,不见其醉。尝自赞云‘千古蓬头(跣)足,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肘间常佩雷印。鸣石居士梁球并书。”
  《黄野人大中堂》,230×110厘米,纸本设色。右上方题款“黄野人,葛洪弟子。洪栖山炼丹,野人尝随之。洪既仙去,留丹一粒于罗浮山柱石之间,野人服之,为地行仙。后有游罗浮者见之,无衣而绀毛覆体,乃问以道,不顾,但长啸数声,复歌曰‘云来万里动,云去天一色,长啸两三声,空山秋月白。’鸣石梁球写。”
  《许真君大中堂》,225×110厘米,纸本设色。左上方题款“许真君,名逊字敬之,南昌人。吴赤乌二年,母梦金凤衔珠坠于掌上,玩而吞之,遂有娠而生。既长,博通经史,尤嗜神仙修炼之术。闻西安吴猛得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授其秘。尝过西安县,有蛟害民匿鄂,诸真君乃敕吏兵驱出斩之,蛟精复幻形为黄牛,为美少年,真君俱噀以法水诛之,至汉孝武宁康二年八月朔旦,拔宅升天。鸣石梁球画。”
  上述题赞内容与《中国神仙画像集》中提到的大致相同,但相较之下,更为详尽。可知其题写内容是有据而来,与民间流传资料相一致的。“黄野人”也有称“王野人”,因“黄”、“王”在广府方言中发音相同,所以在地方文献上也有通用的时候,如《岭南诗钞》就有“王野人”一条,也录入与题赞中大致相同的诗句。
  至于画师梁球,在书画界素无记载,作品也未见在市面流传。但馆藏其早年一套《人物故事四屏》,与这套宗教人物画像相印证,可知其画艺甚高,有超出职业画家的势头。至于为何其名不显甚或如今在画史上竟然湮没无闻,确是一件诡异莫测的历史事实。
  梁球,南海县(现佛山市)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举人,《(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六杂录记载:“乾隆二十一年,乙亥除夕漏下三鼓,九江有渔者见西北角天忽开裂,云霞烂漫,一字幅横挂,中有一行玲珑可识,方读得‘朱道南南’四字而天忽合,心异之。翌日为丙子元旦,徧(遍)告于人,识者曰此殆世所谓天榜也,吾乡文学朱道南今科可预贺矣,惟二南字连写究未得其解,及秋榜发,观者见榜上书‘朱道南南海某生’,始悟。又同时,梁球亦在路上见天陡开西北一角,瞥眼之间认有一行字系‘第五十人名梁球’七字,知已是天榜中人,心窃喜。秋闱揭晓果符所见,二公登科皆有先兆,至今传为美谈。(据九江乡志)”
  此事听来奇异,但经查证,《(光绪)广州府志》卷四十四选举表记载,朱道南和梁球确是乾隆二十一年题名册上举人。如今我们知道云乃大气合成,天上影像可用“海市蜃楼”来解释,至于这“天榜”究竟如何理解,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畴,暂且放下不谈。但无可置疑这两人是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而如今“梁球”这个带着神话色彩的真人还留下了实物作品,不能不令人兴奋莫名。
  现存的《人物故事四屏》,作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分别描绘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位女子,每幅125×37厘米,纸本设色,一套四轴。
  之一:“司马相如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临邛富人卓王孙闻令有客,治具召之,时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窗外伺窥,后竟属相如。梁球并题。” 朱文方印:梁中子;白文方印:球字结锦。
  之二:“一去姑苏不复返,岸旁桃李为谁春,偶忆唐句以画。鸣石梁球。” 朱文方印:梁中子;白文方印:球字结锦。
  之三:“梅妃弄笛图。鸣石梁球。”白文方印:球字结锦;朱文方印:梁中子。
  之四:“奇女子传司马迁侍妾,名随清娱,每与子长游,览常从旁。时己丑秋画于汾江屋角西舍。鸣石梁球。”朱文方印:梁中子;白文方印:球字结锦。
  从作品上看,此人物故事四屏比宗教人物画像要早,而且早了不少年头,从用笔到题款,这两套画作的笔墨有所差别,已经形成了风格的转换。但字里行间的笔迹仍然向人们昭示: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
  《人物故事四屏》是梁球的早期画作,他高中举人时极可能已经是熟练的画家。这四屏属于命题作画,或曰追想历史人物的画作,绘画的方式是职业画家惯用的工笔设色,亭台楼阁处用了界画手法,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的安排并谨慎描绘,人物角色的安插和各人神态的俯昂倚侧均刻画生动。在清朝,工笔仕女、百美图等一直得到人们的喜好,是民间较为流行的题材。但这种题材极容易流于低俗。可是我们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到梁球对故事情节的把握是非常精彩的,对气氛的营造也凸显出他超乎常人的才情,他的画作里面透出一种空灵、寂静的气息,仿佛人生在这一刻停顿下来,而历史的真谛也清晰地沉淀,真相于是呈现在人们眼前:一切确曾如此优雅而美好。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梁球:对历史,对学识,对生活,他充满了漫无边际的未知和幻想,带着他的年少轻狂,带着他的才情和技艺,他用心感受着这个天地。
  人是会成长的,梁球也在慢慢变化。在多年之后所作的宗教人物画像中,梁球已经不是谨小慎微的梁中子或字结锦的梁球了,他变成了鸣石居士。所谓居士,据《辞海》:“1、犹处士。古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2、佛教名词。用以称呼在家佛教徒之受过‘三归’、‘五戒’者。慧远疏‘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据财之士,名为居士;一、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又,旧时有些自命清高的人,也往往自称居士。”也许,正是县志里面普遍记载的那件异闻,使他往宗教信仰这边慢慢靠拢。这事情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相信它。梁球也许是无辜的,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现象,也没有办法解脱。然而,这些事情对他而言,大致是一件好事,起码为他赢得了身份和敬重。于是他用心的描绘仙真,他相信他们是确实存在的,他用苍劲的笔墨为他们写赞辞,付出了比绘制《人物故事四屏》更多的热情。这套作品单纯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像《人物故事四屏》那样描绘背景,画面上似乎要简单些,但他描绘的衣纹曲折顿挫,翻飞飘举,样貌依文献记载的性格描绘出癫狂、祥和、天真、俊美各种气质,细节处一丝不苟地采取了精工描绘的手法,整体上的笔墨感觉凝练而一气呵成,如此大的作品要作到整体效果上的统一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他做到了。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梁球的绘画技艺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为熟练和精进。
  从梁球的绘画手法和技巧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名职业画家,描绘的题材也趋同于人们的需求和喜好。何以他如今竟会湮没无闻呢?这和他的身份有关:他是一位得“天榜”的举人,在地方有一定名气,不会轻易为人作画,也不会大张旗鼓的卖画,流传作品自然少,而他乐于描绘的仕女和道真题材因为俗和实用性而难登书画界的大雅之堂,加上作为居士大多有隐居的爱好,因而作品没有渠道流通,随着年月流逝,本地识者也日渐逝去,又不曾为其作传记载,“梁球”便日渐成为一个无人知晓的名字。但是,正因为如此,流传下来的作品均为用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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