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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宗族风水观念与现代环境保护刍议
申小红 (历史研究部  文博馆员)
 
  一、宋代的风水观念
  风水,作为中国古代的建筑理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自然知识、人生哲理以及传统的美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追溯,风水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环境的代名词,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神圣的环境理论和方位理论。风水理论在景观方面注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在环境方面又特别关注人工环境与天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传统风水理论的基本取向,特别关注于“人——建筑——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同左右中国古代数千年文明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有着根本的一致性。风水起初是很朴实的相地术,虽然后来演变成“功利”取向,以神秘玄奇的术数流传于庶民的社会。不过它的实质不外乎是在选址方面对地质、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做出或优或劣的评价和选择的准绳以及所需要采取的相应的规划设计措施,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纳福的目的,创造适宜长期居住的良好环境。
  传统风水具有二元性,一是“民俗风水”——是“为我”取向的,带有功利性质,即“功利取向”;二是“环境风水”——是“利他”取向的,带有公益性质,即“公益取向”1
  风水从其精神上来看,它代表着中国人对一种理想生存环境的孜孜追求。数千年的这种渴望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目中,而所谓的理想的生存环境,其主要内涵主要是指自然环境方面而言的。“风水”观念对人与自然环境的看法系秉承中国传统哲学而来,其中尤以“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风水理念中极为突出。
  事实上,风水所追求的理想生存环境有非常强烈的“永续发展”的色彩,“风水”就字面而言,包含了因气候因子变化所产生的空气流动现象及水流的改变,本质上它也是一种生态环境的总称。因此“天人”得以“合一”,人对万物也因具备“正德、利用、厚生”的生态平衡观念,达到“永续发展”2的理想目标。
  传统风水说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在宋代,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有意地改变和创造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以改变其风水凶煞,如宋徽宗为了求得多子的举措以及湖州人为了能出状元,请一位深谙风水的道士在道场山上建高塔等事例。风水学说中的这种通过对环境改造与吉凶福祸命运联系起来的说法,强调了人的主动性,使其实用性更为广泛,大大增强了风水术的影响。
  风水,包括相活人居所的阳宅风水和相死人墓地的阴宅风水两大部分。笔者在这里论述的主要是阴宅风水。在古代,特别是在宋代,风水大师特别多,象赖文俊、陈抟、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邹宽、张鬼灵、蔡元定、厉伯韶等都很有名。人们相信阳宅风水,更笃信阴宅风水,因为阴宅风水关系到后代子子孙孙的福祸穷通、寿夭富贫,使人们不能等闲视之。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按堪舆风水之说安葬死者,可以发家致富,以致宋代老百姓普遍讲究阴宅风水。《朱子家礼》里记载,老百姓家里死了人,先要把地形选好,再“择日开茔,三月而葬”。甚至还有人不惜一切代价,“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3,所以罗大经说“世人惑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十数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骨肉化为仇雠者。凡此数祸,皆璞之书为之也”4
  司马光也指出“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夭,尽系于此。又葬师所有之书,人人异同,此以为吉,彼以为凶,争论纷纭,无时可决。其尸柩或寄僧寺,或委远方,至有终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孙衰替,忘失处所,遂弁捐不葬。”5
  这种崇尚风水的现象不仅在民间如此,而且在上层社会也很风行。
  宋徽宗非常相信风水,他曾听信术士之言,说如垫高皇宫的西北地势,便会得到多子之兆。
  一些士大夫更是笃信风水说,程颐在《葬说》中认为“地之美者,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若培拥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矣。地之恶者则反是”6;朱熹曾批驳伊川先生,说他“力破俗说,然亦自言须是风顺地厚处乃可,然则亦稍有形势,拱揖环抱无空阙处,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说耳”7
  至于他本人选地迁墓更是惟风水大师之指教是听,甚至他还一再与陈季陆辩论风水之利害8。他上书陈述孝宗陵寝选地失当时,说“不复广询术人,以求吉地……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之虑,又不为宋社血食久远之图”9,他硬是将风水说与国家的兴衰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他的宣传和鼓动下,风水说在宋代丧葬中的地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国丧也深受影响,“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冈阜,不甚高,互为形势。自永安县西坡上观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织,万安山来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计一百十三顷,方二十里云。今绍兴攒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10
  二、宋代家规族训中的风水观念及其社会影响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风水确实混杂有不少的迷信与消极的成分,但是风水的内涵中包含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的思想,反映出人们对理想生活环境的一种追求,可以说这始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题,不能因为它存在一些消极的成分而忽视这一思想主旨的合理性。11
  我们先来看看在宋代及以后的一些典型的家谱、族谱等资料中所记载的有关家族或宗族禁种、禁伐的规定。
  《上虞雁埠章氏家训》规定“保荫木……敢有不肖戕贼,削谱革祭。倘或他姓侵砍,合族呈官究治”12;《余姚江南徐氏宗范》记载“祖宗坟墓栽植树木,所以荫庇风水,妥安灵爽者,子孙如私自斫砍,致伤庇荫者,族长告官治之”13;《山西平定石氏宗祠规条》也规定“坟中荫树,关系甚重,无论各股老坟新坟,倘有不成材子孙偷卖者,查明情由,禀官究治”14
  《四安孙氏家规附规》规定“盗卖荫树坟石者,出”15;《武进庄氏家祠条约》记载“先祖封茔,体魄所附,永宜保护。倘有窃取薪木及纵牲畜作践者,除惩守仆外,族姓祠中重责。外人鸣官究治,不得轻纵”16;《锡山邹氏家乘凡例》规定“凡祖宗坟木,荫庇风水。如有子孙私自斫伐己用者……获实拿送有司治罪,以警将来”17
  从上面这些家规族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族、家族对“龙脉”、“风水”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对砍伐祖坟山上及其附近的树木的惩罚是相当重的,不是“禀官究治”就是“出族”。
  下面这些宗规族约对砍伐荫木的惩罚力度相对就轻一些,虽然轻一些,但也足见其惩戒作用和保护“龙脉”、“风水”的良苦用心。如《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规定“茔墓树木,所以遮护风水,有偷伐一株者,拿获以窃盗论。至自己祖坟敢行伐卖,更以不孝论”18;《寿州龙氏家规》记载“凡我族人,有在祖墓荫林砍伐树木者与不孝同罪。砍桠枝者,责二十;伐正株者,责三十”19;《九江岳氏家规》规定“树乃山之衣,祖藉树为荫,当禁其树之砍伐,尤戒其冢之侵肆,伐树者损一赔百”20
  《婺源江氏家规》约定“其本村来龙、水口等山,亦不许樵采挖土破坏,致伤基图命脉”(即“龙脉”、“风水”)21;《南昌魏氏家规》中也规定“坟山植树竹木乃龙脉所系”22;在安徽黟县,地方大族以种植苞芦“于坟山地脉尤有关碍”为由规定“不得仍种苞芦”,已种者要“改种蔬果茶柯树木”23
  从以上这些家规族规所记载的史实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族组织有关保护“龙脉”、“风水”的观念,虽然带有不少的迷信色彩,但在客观上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诚然,家族组织不可能有现代的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口号或意识,而是继承并提出了保护“龙脉”与“风水”这个在当时人们普遍能接受的理由。
  上文我们谈到了“风水”的取向问题,我们也知道“风水”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确实混有不少消极与迷信的成分,但“风水”的内涵中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出人们对理想生活环境的孜孜追求,这应该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不能因为它存在某些消极成分而忽视这一思想主旨的合理性。
  很明显,山上适宜种植树木而不适于种植某些经济作物,因为种植这些经济作物会引起水土流失,破坏生态环境,当然也破坏“龙脉”和“风水”。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家族组织的这些做法,在客观上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保护环境,实际上也保护了农村社会生产的最基本的自然条件24
  总之,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宗族风水观念,用其合理的部分来研究现代的生态环境,以便更好地进行环境保护,使人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以利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宏伟蓝图。

注释:
1、王玉德:《神秘的风水》,台湾,书泉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6页。
2、黄有志:《传统风水观念与现代环境保护之研究》,台湾,高竿传播公司, 1997年版,第12-13页。
3、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五,《礼乐丧礼》。
4、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风水》。
5、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九,《卜宅兆葬日》。
6、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十,《葬说》。
7、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履》。
8、俞成:《萤雪丛说》卷一,《溺于阴阳》。
9、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五,《礼乐丧礼》。
10、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 ,《四方之神》。
11、梁茂春:《如何看待家族制度》,《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2、《上虞雁埠章氏宗谱》卷十四,《家训二十四则》。
13、《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卷八,《族谱•宗范》。
14、《山西平定石氏族谱》别册,《宗祠规条》。
15、《孙氏家乘》卷二,《家规、附规》。
16、《武进庄氏增修族谱》卷二十四,《家祠条约》。
17、《锡山邹氏家乘》卷首,《旧谱凡例》。
18、《长沟朱氏宗谱》卷二,《族范•祠规》。
19、《寿州龙氏宗谱》卷一,《家规》。
20、《九江岳氏宗谱》卷三,《家规》。
21、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163页。
22、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163页。
23、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164页。
24、梁茂春:《如何看待家族制度》,《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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