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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石湾窑产品的外销及相关问题探讨
黄晓蕙 邱立诚 (黄晓蕙:佛山市博物馆 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石湾窑是岭南地区的著名民窑,许多学者认为形成于唐宋时期,至今薪火不熄,自成体系,学界多将她作为“广窑”的代表。通过对古代石湾窑的历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繁荣发展的原因与长期以来产品大量外销密不可分。本文以有关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资料相结合,试就古代石湾窑的外销情况作初步研究,并探讨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石湾窑  民窑 外销

  石湾窑是岭南地区的著名民窑,有学者认为形成于唐宋时期,此说虽有待进一步探讨,而繁盛于明清时期已成为共识。石湾窑至今薪火不熄,自成体系,历代产品以胎体敦实厚重、种类丰富多样、釉彩光润绚丽为特点,并以善仿钧釉及历代名窑产品而名扬天下,被称为“广钧”,因是陶胎,又被称为“泥钧”,学界多将石湾窑作为“广窑”的代表。通过对古代石湾窑的历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繁荣发展的原因与长期以来产品大量外销密不可分。本文以有关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资料相结合,试就古代石湾窑的外销情况作初步研究,并探讨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古石湾窑产品外销的社会背景
  1.优越的地理条件
  石湾窑位于广东佛山市禅城区的石湾镇,距广州约二十公里。古代的石湾镇内有百余个大小山岗,蕴藏着丰富的陶泥、岗砂;镇南有主河道东平河,河底淤泥中丰富的金属成分与贝壳、蚝壳、蚬壳及生活废料稻草灰等可制成釉料,这些都为制陶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镇内河涌交错,大小九条河涌遍及全镇并由西北至东南汇入蜿蜒而过的东平河,形成天然的水路交通网络。佛山与石湾相连,佛山主航道汾江和东平河直通广州,使陶瓷产品运往广州外销出口十分便利。特别是明嘉靖以后,由于珠江三角洲的主要水道芦苞涌、西南涌、官窑涌和石门水道先后淤沽,佛山的汾江河、东平河的运输地位尤显重要,成为通往广州,连接西、北、东三江流域及外省经三江流域运输的交通要道。广州位于南海之滨,珠江河口,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唐宋时期中国陶瓷开始大量向外输出,广州与江苏扬州、福建泉州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陶瓷之路”中重要的一条便是从广州港出发,经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直达东南亚等地区。古代石湾窑的陶瓷产品顺着东平河或汾江河运往广州,销往世界各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水陆畅达的交通条件,是石湾窑陶业生产及外销赖于发展的重要前提。
  2.海上“陶瓷之路”的形成及陶瓷贸易的发展
  唐代,由于国力强盛,航海和造船技术不断进步,广东对外交往与海外贸易发展迅速,与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及欧、非等国家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当时广州更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都会,珠江口外西侧航线是中外商舶必经之路,中国输出的商品除丝织物品外,以陶瓷为大宗。据《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当时从广州港起航的航船,经越南可达马来半岛南端、苏门答腊和爪哇;通过马六甲海峡可达印度、斯里兰卡 以至波斯湾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等国。不仅我国有众多的商船出海贸易,这些国家的商人也接踵而至,纷纷前来我国通商。据记载,其时居住在广州的蕃人就达十余万,以至朝廷要在广州设立蕃坊供外国人居住。唐开元年间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安史之乱后,由于地方割据加剧,西北陆路交通受阻,东南海路对外贸易尤显重要,海路陶瓷贸易随之繁荣和发展起来,从而逐渐形成了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 。宋代朝廷重视海外贸易,广州港空前繁荣,“宋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州、明州置司,”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即负责外贸事务。南宋后,由于朝廷禁止金银铜钱外流,陶瓷、绢帛成为货物交易的主要方式,据《萍州可谈》记载,当时社会出现了富人蓄积陶瓷等货物,囤积居奇,待季节风到船舶南航时,加其值与求货者计息的情况。由此可见陶瓷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为了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广东陶瓷业得到极大发展,广州、佛山、惠州、潮州等地的多个窑口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陶瓷生产基地。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佛山也设立了“市舶务”,专门管理日益发展的进出口贸易。南宋至元,广东陶瓷业衰落,但在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仍发现大量中国元代外销陶瓷。据中外学者多方考证,认为这些陶瓷均属广东石湾窑和福建晋江窑[1]。明清时期,广东对外贸易飞跃发展,广州又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佛山毗邻广州,独得地利,是全国“四大名镇”之首、“四大聚”之一,对外贸易再度繁荣。据《佛山忠义乡志》载,明清时“佛山已是民庐栉比,瓦屋鳞次,有烟火十余万家”,“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佛山为归。”当时佛山的铁制品和石湾窑陶器(包括艺术陶塑)都是畅销国外的商品。“自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别是旧金山地区一直是石湾窑艺术陶塑极其丰富的收藏地。早在淘金热时期,加利福尼亚就经历了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潮,这些移民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旅居者带来了佛山和石湾制作的各类实用陶器,如茶壶、盘、罐、烛台、油灯、杯和碟等,还有来自石湾窑的艺术品[2]。”由此可见,海上“陶瓷之路”的形成,国内外方兴未艾的陶瓷贸易发展,都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石湾窑的生产和外销。
  3.石湾窑的生产规模及产品特色
  石湾制陶业形成于唐宋时期,1957年和1962年广东省博物馆在石湾大帽岗发现有上下叠压关系的唐宋窑址文化层,这是有据可考的石湾开始烧造陶器的重要依据。从窑址出土的器物看,唐代产品有青釉和酱黄釉的碗、盘、罈、炉等,均施半釉,胎体厚重;宋代产品有碗、盘、盏、壶、罐、盒、埕、沙盆、兽头陶塑和堆贴水波纹罈等;釉色有青、青黄、黑、酱黑、酱黄等;窑具有匣钵、擂盆、擂杵、渣饼、垫环、试片等,可见当时的生产已初具规模。我们认为,石湾大帽岗窑址与其后的石湾窑应是一脉相承的关系。1976年发掘的也属于石湾窑系的另一窑区南海奇石唐宋窑址,在石湾西北15公里,窑址分布在九个山岗,绵延3公里,共有20多座北宋时期的斜坡式龙窑,其中3座龙窑下压叠着11座已受毁坏的唐代小型馒头窑,堆积层最厚处达7—8米,足见该窑当年的生产颇有规模。出土的陶瓷器有碗、盘、罐、罈等器物残片,装饰有印花、刻花、彩绘三种,还有少量窑变釉碎片,其中有青黄釉、酱黄釉四系大罐残片,肩部印有“政和六年”、“嘉佑□” “己巳年”、“庚午年”等北宋年号和干支纪年。在佛山市博物馆采集的标本上也有“大吉”、“陈?”“潘南”、“潘宅”等姓氏印章,有各种款式,有的外面还套上图案花纹装饰,应是当时窑工、店号、用户的标记,说明石湾窑的生产进一步成熟,已呈专业化发展。从大帽岗窑和奇石窑的考古资料看,宋代石湾窑产品种类比唐代丰富,仅碗的品种就有敞口浅腹、凸唇深腹、敛口、折唇卷口的,圈足也有高低之分。釉色除有青釉、酱黄釉外,还有黑釉、酱褐釉和白釉等。施釉方法也有了提高,不仅将釉施于器表,还荡于器内壁。窑的结构也有不同,唐代使用“馒头窑”,体积小,直径仅2米;北宋龙窑体积较大,约为150立方米,每次可装烧中型碗3万——4万件。由此可见,唐代石湾窑已有较好的基础,至宋代,由于窑灶的革新,烧制技术的进步,产品质量提高,石湾窑的生产已具规模。近年在日本、菲律宾、阿曼等地先后出土有北宋石湾窑的产品,可见石湾窑已成为当时广东生产贸易陶瓷的中心基地之一[3]
  元代承传宋制,石湾窑仍以生产日用品为主,釉色较单纯。从出土与传世器物看,釉色仅见青釉、黑釉、酱黄釉及窑变釉,窑变釉数量极少。在所查阅的相关文献资料看,此时石湾窑的对外贸易鲜有记载,但从其外销背景分析,当时从广州输出的商品仍以陶瓷占主要地位,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所列与外国交易的货物除瓷器外,还有水埕、大埕、瓦罐、瓦瓶、粗碗等生活必需品;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记述当地人“盛饭使用中国瓦盆或铜盆”、“饮酒用瓦钵”。北宋至元,广州及附近地区的窑场大都生产瓷器,惟有石湾窑生产陶器日用品,据此推断,在广州输出的陶器中有不少应来自石湾窑。
  明清时期,石湾窑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窑灶的革新,在承袭宋元龙窑基础上,对窑的结构、装窑和煅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革新,为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技术保证。其次陶业行会的出现,使石湾窑的生产组织比宋元时的分工更细密,专业化程度更高,形成“陶有窑”、“窑有户 、“户有工”、“工有作”、“作有家”的生产组织结构。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出现了标志着制陶生产专业化的陶业行会,民国初年的李景康《石湾陶业考》载:“石湾陶业订定行例,尚有簿籍可稽者,仅传自天启年间,初分八行。”各行,划分制器界限,不容侵越,“内而厘定价列,以杜内部哄争,外以树立团体,以杜外界之滥入[4]。”行会制度保障了工人的固定工作,因而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可见这一时期石湾窑制陶生产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清代石湾窑进入鼎盛期,在乾隆年间,分为海口大盆行、横耳行、花盆行、白釉行等23行,产品分为日用陶瓷、美术陶瓷、园林陶瓷、手工业陶瓷、丧葬用品五大类,品种繁多,约计千种以上。单以花盆行而论,在乾隆年间就有三百余种,生产规模相当大。据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石湾有缸瓦窑四十余处。由于陶窑多,所以‘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因而清代“石湾陶业全盛时代,共有陶窑107座,容纳男女工人六万有奇。” 这时产品销售得到更大拓展,内销市场由原来的珠江三角洲及邻近范围扩展到省外。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 • 器语》中记载:“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范端昂《粤中见闻 • 缸瓦》载:“南海之石湾善陶,……各及工巧,通行两广。”康熙《南海县志 • 食货》载:“多瓦器,出石湾。”光绪《广州府志 • 物产》载:“陶瓦器出石湾,……郡人有石湾瓦,甲天下之谣。”
  从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可知,石湾窑的早期产品,以制作酱黄釉、酱黑釉的煲、钵、壶、盘、罐、碗等日用器皿为主,这些制品虽有庞大的生产量,却难以形成显赫的名声。令石湾窑声名鹊起,在陶瓷史上大放异彩的,是它善仿善创的仿钧窑变釉、名窑作品及艺术陶塑的创作。石湾仿钧窑变釉在元代出现,明清时得到极大发展,为全国其他窑口仿钧之冠;仿名窑釉色的有仿官窑的“粉青”、仿哥窑的“百圾碎”、仿定窑的“粉定”、仿龙泉窑的“梅子青”、仿磁州窑的“白地褐花”、仿建窑的“鹧鸪斑”、仿景德镇窑的各色颜色釉等等;在造型的仿制方面,既仿历代名窑代表之作,也仿商周的青铜器造型,还善仿瓜果、鱼虫、鸟兽、琢石等自然风物。艺术陶塑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仙佛道人物类(俗称“石湾公仔”)、鸟兽鱼虫类、山公亭宇类、瓜果器物类、仿古器物类、彩绘画屏类、园林建筑瓦脊装饰类、丧葬祭器类等等,其中仙佛道人物类题材最为丰富,有各类佛、菩萨、罗汉、金刚、神仙、和尚、道士、历史人物、市井百姓等等,行走坐卧各异,神情百态俱备。其余鸟兽鱼虫、山公亭宇、瓜果菜蔬、人物花鸟瓦脊、各类陈设器皿等等,也都无不塑造的生动栩然,惟妙惟肖,历来成为海内外人士争相购藏的珍品。
  石湾窑的外销从唐宋起,历代不绝,尤其明代以后,石湾陶器的出口,已不仅仅是日用陶器,艺术陶塑、建筑园林陶瓷等也源源不断输出国外。从现有资料分析,外销的主要区域有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部等。至于销售量,至清末始在文献中略有记载,如光绪《南海乡土志》载,石湾窑“每年出口值银一百余万元,行销西、北江,钦廉一带及外销各埠”。光绪年间抄本《南海乡土志 • 矿物制造》载:“缸瓦窑,石湾为盛,……年中贸易过百万,为工业一大宗。”又载:“本境所产之物,……所制之品以绸缎、罐瓦为大宗。”“缸瓦,由石湾运省,……每年出口值银一百余万元。”由此见,石湾窑产品的销售量在《南海乡土志》所统计的“本境所产之物”中,居于首位。
  石湾窑自唐宋元以来生产较为粗制的生活用陶,到明清时善仿擅创的陶塑艺术精品;从单调的青色、酱黄、酱黑的釉色,到姹紫嫣红的各色颜色釉、窑变釉,其发展经历了为适应国内外销售而生产、善仿擅创、历创历新的过程。
  二、海内外发现的古石湾窑产品介述
  由于石湾窑是民窑,早期输出的产品多为大小水埕、瓮、罐、壶、盘、碗、盆等日用品,因此关于其外销,历代文献资料极少提及,直到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才有“石湾多陶业,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的记载。可见在明末前,石湾窑的产品就“旁及海外之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国内外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遗物中,不少石湾陶器逐步被鉴别出来,并零星地见诸于公开出版物。兹将所见介述如下:
  1.1980年5月广东考古与地质工作者在海南岛琼州海峡铺前湾和新溪角古代贸易港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外销瓷器碎片,其中有宋代福建同安窑、建窑、元代德化窑、宋代景德镇湖田窑、宋代和元代浙江龙泉窑、宋代广东潮州窑、廉江窑、遂溪窑、佛山石湾窑等。[5]
  2.2003年8月,香港考古工作人员在元朗鳌墈进行考古发掘,出土遗物共有4000多件。其中宋代陶瓷片1662件,明代陶瓷片10件。经整理研究,一千六百多件宋代残片中,有石湾奇石窑酱黑釉、酱黄釉陶片678片,器型有碗、壶、钵、罐、盆五种。还有奇石窑擂钵残片48件,分大中小三种造型。明代的10件遗物中有石湾窑仿钧釉陶片5件,器型有缸、盆两类。2002年10月在九龙钻石山遗物地点也出土石湾奇石窑陶瓷片六百多件。[6]
  3.清初,因福建、广东以及江浙沿海抗清政权的存在,顺治至康熙初年实行严厉的海禁,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才开放海禁,二十四年(1685年)成立粤海关。《清朝通志》卷九十三载:“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 这时期大量陶瓷输出,主要通过民间贸易,且以输出民用粗瓷为大宗,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发现的清代早期至晚期青花瓷器证明了这一点。与珊瑚凝结在一起的青花瓷盘、碗、杯、匙等,除少量为江西景德镇民窑外,其他大都是福建、广东东部窑场产品,还有少量广东石湾窑产品和广西钦县紫砂陶器。[7]
  4.2003~2004年,台湾台南县新市乡舍内遗址发现大批16~19世纪的陶瓷器,其中少量来自于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窑口和台湾本地窑口,而更多的是来自内地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漳州等地的窑口,也有来自广东石湾窑的产品,如仿钧釉的陶器等。还有不少被认为属中国南方窑口的陶瓷器,多施褐色釉、酱色釉的盆、钵、碗、碟、壶、罐、盖,其中有许多应就是来自广东石湾窑。[8]可见台湾地区也是石湾窑产品的输出地之一。
  5.自从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外销货,广州便是最大的瓷器输出港,自唐至元,历久不衰。宋代著名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瓷器多从这里输出的。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佛山、廉江和遂溪。元至正二年(1342)来中国的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贝图称赞广州瓷业的繁盛,“秦克兰(广州)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场繁荣,最大的是陶瓷器行业,商人从这里将瓷器运到中国各地,又行销印度、也门。” [9]
  6.宋时期的日本,随着饮茶风气的盛行,对饮茶器具的要求也就越来越讲究。当时的茶坛是靠进口,茶人在当时非常推崇南洋吕宋岛生产的吕宋储茶坛,其实这是中国所产,只不过是绕道南洋传入日本而已。1978年,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北宋时代的窑址出土了大量在日本被称为吕宋壶的瓷器和残片,证实了所谓的吕宋壶即中国南方石湾窑所生产。日本从室町时代开始,多使用中国制造的褐釉、黑釉、黄釉的四耳大壶作为茶道中的茶壶。[10]
  7.日本出土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的中国陶瓷,有青瓷、白瓷、黑褐釉、黄釉铁绘、三彩、绿釉等多种多样东西。在釉底下涂过黄釉的有铁绘纹样的浅盘的陶片,很多是从北九州出土的,也有在畿内中部、关东出土的,据分析,这些浅盘类陶片的制作地点可能是在广东。[11]
  8.在埃及中世纪遗址的瓷片中发现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泰国、柬埔寨的产品。其中有一种施黑釉、素面粗糙的瓷缸。有一片来自中国的黑瓷罐片上带有“清香”二字的窑戳。这片黑瓷很明显是产于广东石湾窑,时代是13-14世纪。石湾窑的产品曾作为盛放香料等物品的容器大量送往东南亚,这件黑瓷罐很可能是经过东南亚的某个港口运到埃及来的。德哈卜发现的中国瓷器,其时代从11世纪到14世纪,种类有晚期越窑、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花和白瓷、德化窑白瓷和棕黑色釉的石湾窑。[12]
  9.据国外考古材料所知,在阿曼索哈地区曾经出土过不少中国古陶瓷,其中亦有完整的南海五代官窑彩绘盆,同时还有宋代广州西村窑,潮州窑、石湾奇石窑,南宋龙泉窑,元代德化窑,明代惠阳窑和景德镇窑等瓷器。[13]
  10.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古陶瓷学家长谷部乐尔在《日本的宋元陶瓷》一文中写道:“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和其他岛屿、斯里兰卡玛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以及泰国的马来半岛苏力他州的柴亚及附近地区的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中国唐以后邢窑系得白瓷钵、河南鲁山窑的黑釉白斑瓷壶、水注,越窑系青瓷钵、壶、水注,长沙窑的釉下彩绘钵和黄釉贴花印纹水注,广东某窑的青釉系壶等。”这类青釉系壶很可能就是出自广东的石湾地区。
  11.从九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在肯尼亚古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中国瓷器,无论是品种和花样都十分丰富。出土的瓷器有浙江龙泉青瓷、江西景德镇和乐平的青花瓷、青白瓷和釉里红瓷,还有广东佛山青瓷、福建德化白瓷及各式彩瓷等。[14]
  12.抗日战争前后,商人大量定制石湾窑的“洋装公仔”出口至东南亚一带,“洋装公仔”是半模具半手塑制品,就是在印制的人物身段上贴塑衣领和袖口,在印制的头部贴上随意搓成的须、眉;施鲜艳的中、低温色釉。为便于包装,对这类制品的尺寸有明确要求,但款式丰富多样,有钓鱼、下棋、读书等等,生动活泼、情趣盎然。[15]
  三、古石湾窑外销产品的品种、航路与区域
  1.外销产品的种类
从上述所见考古及文献资料分析,有物可考的,石湾窑产品的外销最早从北宋奇石窑开始,大量向外销售,历代不竭,品种有盆、盘、钵、带系壶、埕、瓮、龙凤缸、瓦脊、艺术陶塑(石湾公仔)等。
  盆、盘、钵,为日常饮食用具,从宋代开始外销。据《瀛涯胜览•爪哇国条》载:“国人……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在香港元朗出土的陶盆、陶钵残片规格大小不一,在石湾古窑址调查中发现,石湾窑所产盆、盘的规格有直径53厘米、40厘米、30厘米不等,型号多样化,与东南亚各地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密切相关。
  带系壶,上文所列材料出土于东南亚地区的宋代广东某窑的青黄釉带系壶,应当是指石湾奇石窑的产品。2002年3月,日本东洋陶瓷学会理事长长谷部乐尔,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调查指导委员、陶瓷考古专家森本朝子等人分别前来佛山市博物馆参观,观摩了馆藏奇石窑标本。据长谷部乐尔和森本介绍,这种青黄釉或酱黄釉的四系罐(壶)在日本是用来装茶叶的,称为“茶壶”。过去日本学术界一直以为是吕宋生产的,因此又称之为“吕宋壶”,直到1978年中国《考古》第三期发表《广东石湾古窑址调查》一文,才知道这是中国石湾奇石窑的产品,中国北宋时传至日本。由于此壶传入日本特别稀少,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使用,因此格外珍贵。后来日本也仿制这类壶,十分神似,日本学者也将此作为专门研究课题。这类壶在印尼的婆罗州、史玛托拉、爪哇、雅加达博物馆有藏,菲律宾也有出土或传世品。
  埕、瓮、龙鸡缸在海外俗称为“广东罐子”,在东南亚用途很广。富斯在《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器》一文中提到:宋代贸易陶器中的陶瓮开始在菲岛出现时拥有大批的数目,这些“龙瓮”很快跟菲人生活上的婚丧喜庆发生密切的关系,除被用作敛葬婴孩尸体及第二次敛骨的棺木外,也被用作准备庆典酿酒之需。菲国立博物馆藏有菲岛出土的另一种陶瓮,它的外形有别于宋代的“龙瓮”,一些小龙蟠踞在瓮肩上,此种陶瓮系宋以后的产品。宋代陶瓮的釉面系棕黄色,与明代陶瓮较深的棕红色有明显的区别;宋瓮的底部经常较小,身材略为纤细。在菲岛南部的珉兰佬、苏洛及巴老湾,曾发现大批明末的陶瓮,它们被广泛利用作为贮藏米酒之需,故该种陶瓮被大量需求。十八、十九世纪来自广州的陶瓮、陶盆可以在尼巴镇见到,当地居民把这种陶瓮作为酿造“托巴”酒的器皿。明清之后,石湾窑的龙鸡缸在东南亚以及荷属东印度都很受欢迎,当地人民也用它来储藏衣物。此外,从十八世纪起,欧洲、北美诸国时兴饮茶之风,广州港口成为这些国家进口中国茶叶的主要贸易基地,石湾窑生产的“广东罐子”便成为茶叶包装运输中防潮防湿、价廉物美的最佳包装罐,随着茶叶的出口而大量的销往欧洲、北美等国。
  石湾公仔、建筑陶件,明清以来,石湾窑的生产打破了过去单调的日用陶器的生产状况,艺术陶塑的创新和发展为石湾窑的发展注入新活力。为市场销售的需要,艺术陶塑(石湾公仔)、瓦脊琉璃瓦、窗花、栏杆等园林建筑陶件等也不断输出国外。据美国学者施丽姬的调查,现今世界各大博物馆均收藏有不少明清时期石湾窑艺术陶塑,如日本京都博物馆、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鲁拔博物馆、德国艺术及工艺博物馆、丹麦国立美术馆、布里斯托尔市博物艺术馆,美国的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等。有些则由学者个人收藏。如美国施钦仁教授及女儿施丽姬博士,数十年来收藏的石湾窑明清艺术陶塑上千件,同时不断撰写研究论文发表;又如美国的鲁道夫、奥佐里奥等,都竭尽毕生精力收藏和研究石湾窑陶器。此外在香港、澳门及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地的祠堂、庙宇建筑物上,有大量石湾窑烧制的陶塑瓦脊,这些瓦脊以粤剧人物故事和民间神话传说为题材,上面钤有“石湾吴奇玉造”、“石湾文如璧造”、“石湾美玉造”、“大清同治甲子年”、“大清光绪甲申年”等字样。
  2.外销的航路与区域
  据文献载,自唐宋起,广东陶瓷的输出,各地窑场都选择最近便的港口输出产品。石湾毗临广州,水路交通便利,因此广州成为石湾窑外销陶器的主要转运港口,清初屈大均 《广东新语》中就有“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乡”的记载。据宋赵汝适《诸蕃志》(1225年即宝庆元年)记载,中国在东南亚的陶瓷贸易,从广州港出口到安南、柬埔寨、三佛齐、马来半岛、菲律宾和东非桑给巴尔等地。元明以后,航线从广州出发,经虎门出珠江口,经南中国海到婆罗洲,爪哇、苏岛,然后向西,分为两路,即东线西线,两线以南婆罗洲的卡里马答和爪哇、苏岛之间的SUNDA为界。东线经华南至菲律宾、北婆罗洲、苏拉威西、摩鹿加,然后东至帝汶岛,西达爪哇岛。西线从中国海经过马六甲海峡西至锡兰,可达西亚及阿拉伯等地区。
石湾窑产品外销的另一条航线,是由石湾到江门,经崖门出海,到海南岛琼山,然后沿北部湾北岸和越南东海岸南下到东南亚各地。据清同治《南海县志•津度》载:“石湾靖宁门上真君庙往新会江门渡”,可知石湾直接有货客船到江门,当时直运江门的石湾陶器很多,要专门开辟一条街堆放等待转运或就地销售,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专门转运兼销售石湾陶器的街市,人们称之为“石湾村”。石湾陶器运至江门,再与其他货物一起被装上大船,从江门港起航,经崖门向西至海南琼山,停泊后作暂短的给养,然后继续西行到东南亚、马六甲海峡、西亚、东非等地。
  四、结 语
  本文对古石湾窑产品的外销及其历史发展进行了初步分析,并由此而论证了唐宋时期的石湾窑与明清时期的石湾窑应有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褐釉陶器与酱釉陶器是石湾窑的传统釉色,宋时期的彩绘为石湾窑的艺术陶塑奠定了基础。施釉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石湾窑仿钧釉及其它名窑产品提供了技术保证,使石湾窑在岭南地区的陶业生产中独树一帜,成为南方地区以及东南亚、西亚地区深受欢迎的生活制品。一方面,石湾窑产品适合这些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其艺术陶塑也适应当地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如庙宇、祠堂、民居府第等建筑,都使用了相当多的陶塑、园林建筑陶件,从而使石湾窑工艺制品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加之海外华人对这类富有家乡特色的陶瓷制品寄托了无限的家乡情怀,也从客观上扩大了石湾窑陶瓷产品在海外的销售需求。

注释:
[1] 曾广亿《论石湾窑艺术陶器》,《石湾窑精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2] 郑国和《寻觅石湾陶艺——一位收藏家的旅程》,《石湾窑精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3] 曾广亿《论石湾窑艺术陶器》,《石湾窑精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4] 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5] 曾广亿《广东明代仿龙泉青瓷及其外销初探》,《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1987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
[6] 曾广亿《香港元朗出土古外销陶瓷分析报告》,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11辑。
[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
[8] 参阅李匡悌《三舍暨社内遗址受相关水利工程影响范围抢救考古发掘工作计划期末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2004年。
[9]曾广亿《阿曼出土一批中国古外销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一辑 ,1982年。
[10] 刘兰华《宋代陶瓷与对日贸易》,《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
[11] 长谷部乐尔《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特别展(1975年)》,《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
[12] 三上次男《中国陶瓷在埃及中世纪遗址中的发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
[13] 王文强《略述我国陶瓷的外销及影响》,《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1987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
[14] 马希桂《从中国瓷器的大量出土看中肯两国久远的贸易交往》,《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1987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
[15]梅文鼎《文鼎与陶艺》,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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