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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在清代佛山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朱培建 (历史研究部  主任  文博副研究馆员)
 
摘要:石湾是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陶都。在清代佛山经济鼎盛时期,石湾制陶业与铸冶业、纺织业一并成为佛山手工业三大支柱。石湾制陶业历史悠久,产品远销两广和海外诸国,有“石湾瓦,甲天下”之美誉。而石湾制陶业又以其较早出现的行会,对佛山其他行业和城乡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石湾以制陶为基地,利用商贸兴镇,与省会、佛山成为当时南海富庶的三大镇。文章试图从制陶业骄人的业绩、行业的发展、工商兴镇的角度,浅谈石湾在清代佛山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石湾制陶业  陶业行会  工商兴镇

  清代,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石湾制陶业迅速发展的辉煌时期,是石湾陶业行会和商贸集团扩充,商品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清代石湾是佛山的镇中之镇,与佛山同享“天下四大镇”之美誉,又与佛山齐膺“天下大四聚”之殊荣。“佛山一埠,为天下之重镇,工艺之目,咸萃于此”。(注1)石湾制陶业与佛山的冶铸业、棉织丝织业和商业成为了推动佛山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四大主力。在此期间,石湾以骄人的业绩和商贸发展,成为佛山清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柱石。
  (一)石湾制陶业历史悠久,历唐、宋、元、明、清,成为仅次于佛山冶铁业的经济发展主力军,对佛山的全面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石湾是历史悠久的制陶基地。位于石湾大雾岗脚的唐宋窑址,证明石湾制陶业在唐宋已有一定规模(注2);而在石湾海口龟山宋元窑址表明,该处一带是南宋后发展壮大起来的宋元日用陶瓷生产基地;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生产从未间断的南风灶,更说明石湾制陶技术在明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入清后,石湾陶器产品以其美观实用和大众化著称而行销两广及“吕宋诸国”。(注3)由于社会稳定,人口增加,生产经济的全面发展,陶器需求量的大增,促使石湾制陶产业的迅速发展。据顺治十六年(1659年)碑刻记载:“南海石湾一隅,前际大江,后枕冈埠......居民以陶为业,聚族皆然。陶成则运于四方。”(注4)石湾有上、中、下三约,“三约中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注5),“其瓦器有黑白青黄红绿各色,各极之巧。”(注6)其制品已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计千种以上。石湾陶业行会也由明代天启年间的8行发展为清代的20余行(注7),从业人员也大量增加。“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注8)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记载:“石湾多陶业,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生动地记录了石湾陶器为世人所推崇,产品销售覆盖了广东、广西两省和东南亚诸国。石湾是岭南制陶中心和出口基地,产品远销越南、马来半岛以至印度、阿拉伯及非洲。地方志称:“缸瓦窑,石湾为盛,年中贸易过百万,为工业一大宗。”(注9)在清代嘉庆到光绪(1796-1908年)的100多年间,石湾的陶窑增加了约70条,从事窑业的产业工人增长了1/2,“共有陶窑一百零七座,容纳男女工人六万有奇”(注10),数万的制陶工人还未包括农闲季节从四会、三水、中山、番禺和东莞等沿江来石湾做帮工的散工及其家属,可见当时的陶业产业是相当鼎盛的。
  石湾凭藉着毗邻佛山、广州,河网密布,内河航运发达的便利,对内贸易十分发达,生产出来的陶器从陆路经过清水桥、通济桥经佛山转口往南海、广州等地,水路经东平河、汾江河而直通盐步、西樵、九江、顺德、江门、新会、三水、肇庆等县镇。《南海乡士志》载:“缸瓦由石湾运省”,石湾窑“每年出口值银100余万元,行销西北江、钦廉一带及外销各埠。”(注11)石湾窑的陶瓷产品的销售量雄踞当时南海、佛山一带产品销量的首位。在对外贸易中,石湾也依附佛山这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东平水道及佛山栅下码头等地(注12),“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悠悠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注13)当时的石湾陶器产品经广州、海南运往越南、马来半岛以至印度、阿拉伯及非洲。正是由于拥有广阔的海内外市场,以使石湾这个制陶资源贫乏的弹丸之地能够在制陶业称雄超过四百年。可见完备发达的水陆交通,依托佛山这一与广州双足并重的岭南中心市场城镇,是保障石湾陶瓷制造业百年兴盛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商业资本投向制陶业也是令其发展壮大原因。据《佛山文物志》介绍,清末民初石湾上、中、下窑共有91座,其中独资65座,股份22座。商业资本投向产业部门,使在流通领域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有了新的发展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离开土地向城镇集中的剩余劳动力,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些资本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手工业者通过出售自己的产品所积累的货币财富,一是由地租转化,这符合石湾的人文因素和经济背景,也是清代石湾陶业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石湾制陶业的兴盛,保证了清代佛山经济的发展。作为佛山手工业的一大支柱,与佛山冶铁业、棉织丝织业、商业一起四足鼎立,并驾齐驱,创造了佛山历史经济发展光辉的一页。
  (二)石湾制陶业在明代实现专业化分工,清代中叶更加发展扩大。对清代佛山各行各业起着一个示范楷模作用,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只有士、农、工、学、商的粗略分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手工业技艺进步,为适应社会需求而逐步出现专业化分工。分工越细,社会越进步,各种行会应运而生,以调节行业内外的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长期以来,佛山的村堡建制使社会分工一直以族姓为纽带来维系。石湾制陶业较早出现专业化分工,对加速佛山由族姓团体、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瓦解,代之以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来维系的行业组织,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石湾陶瓷行会就开始出现。到明末清初,生产组织和行业分工更加细密,生产专业化程度更加提高,出现了“陶有窑,窑有户,户有工,工有作,作有家”(注14)的行会性生产组织,“内而厘定行例,以杜内部之争吵;外而树立团体,以杜外界之滥入。”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利益,解决劳资矛盾,石湾的陶艺花盆行率先于乾隆元年(1736年)分化为代表作坊主、商人利益的“东家行会馆”,以及代表雇佣工人利益的“西家行会馆”。石湾花盆行的“陶艺堂”是目前发现的、由清代佛山东、西家行共同订立规约文件最完备的行会。这对于佛山其他行业无疑是一种示范和促进。其后,东、西家行便屡见于佛山各行业中。如乾隆八年(1743年)的唐鞋行,嘉庆六年(1801年)的铸造器物行,道光九年(1829年)的帽绫行,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铁镬行,同治元年(1862年)前的铁线行等等。此外,当时石湾较大的行会还有大盆、模耳(粥煲)、白釉、黑釉、边钵、埕、钵、陶釉、砌窑、络货等行会。至清末,共有28行,并有附属行业10行。行会除了体现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各行的产品成型手段和煅烧规律,还通过行规,限制外行、外地商人插足经营,限制同行擅自扩大生产规模,规定各窑用工、招收学徒和使用帮工的数量,统一工人的工资水平,对产品的规模、价格和原材料的分配制度也定出应共同遵守的细则等,以维护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开展公平竞争,提高产品的产量。事实上,专业化分工极大地促进石湾陶业的发展。有清一代,石湾以林林总总的日用陶为主要产品,行销两广、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市场。陶艺制品既有柴、汝、官、哥、钧等名窑仿制品,更有青出于蓝而自成一格的艺术精品。
  (三)石湾工商兴镇的发展道路,对佛山之所以成为岭南商贸中心,起着一种积极的辅助作用。
  石湾在佛山西南6公里,历代以陶业闻名而独树一帜,至清代更发展为佛山镇中之镇。“佛山一镇,绅衿商贾,林林总总”(注15),这里所指的“佛山一镇”和“绅衿商贾”包括石湾和周边乡村以及外地落藉佛山的商人集团。商人的大量涌现,带来了丰富的商业资本,而当地的手工业生产者通过出售自己的产品也积累了一定的货币财富,佛山四乡附近的地主和土地出租者也把地租收入投向利润丰厚的工商业。发达的资本市场有效地支持了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佛山手工业生产的进步,而清代佛山的商旅和地主相对集中在城镇周边的石湾、澜石和张槎一带。石湾的何氏家族、澜石的霍氏家族和张槎的陈氏家族都是当地有名的豪门望族。石湾的制陶业等规模较大的生产部门又能够容纳较多的资本,这也为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提供了可能。这部分资本通过再生产在流通领域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还使得以商业繁荣为发展条件的佛山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和储蓄更多劳动力后备资源。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迅速的萌芽。清代石湾陶瓷业发展的事实证明,清代中国新兴城镇的形成,大都以工商业繁荣为原动力,无论对传统社会都市化,对佛山工商兴城而显赫一时,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清代石湾制陶业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到乾隆、嘉庆年(1736-1820年),石湾发展成南海县屈指可数的大镇,这里“商贸丛集”(注16),繁荣富庶,“南海繁富不尽在民,而在省会、佛山、石湾三镇”(注17)。的确,象石湾这样有六、七万产业工人的大镇,日常对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的消费是很可观的。石湾又是附近四乡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农民来出售农副产品之后,自然会顺道购置日用品和农具,形成一个繁盛的以城乡人口为销售对象的商贸市场。石湾紧靠开阔的东平河,陶业大量消耗的陶泥和木柴,要从外地输入,陶瓷产品又从这里运出,从而带动了水上运输业的发展。坭商、柴商、陶商以及为解决陶业资金周转而设的银号,为解决农村春耕资金困难的当押业也就应运而生了。
  清代广东商人主要由广州帮和潮洲帮商人组成。广州商人资本雄厚,多半集中广州、佛山经商,“省会、佛山、石湾三镇客商,顺德之人居其三,新会之人居其二,番禺及各县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之人居其二。”(注18)可见,石湾也是广州商人经营、投资的一个热点。嘉庆十九年(1814年),石湾丰宁寺重修,捐款的外地客商和佛山客商共418家,其中确知外地乡藉的客商200余家。商人重利,捐款公益事业是为将来获利而先期进行的一种感情投资或信誉投资。从名单中,可见当时石湾与省内外客商所建立的广泛联系。如当时广东人所吃的大米,大部分是由广西供应的,主要由佛山米商的“七市米户”在佛山镇内经营,另在石湾、澜石等地设销售点。这次捐助的外省商人,大部分来自广西的北流、容县、贺县、梧州、藤县、邕宁、苍梧等县,本省商人除珠江三角洲各县,北至连州、韶州,西至广宁、怀集,东至惠州,南至新会、台山等地(注19),反映了石湾与省内外客商建立的星罗棋布、互通有无的商贸网络。石湾制陶业作为清代佛山生产规模仅次于冶铁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在国内和海外市场的影响下,生产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同时也带动了如成药商、柴商、木商、船商、盐商、布商、酒商、行商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对佛山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维护佛山作为岭南中心市场的地位起到促进和保障的作用。
  综上所述,清代石湾制陶业作为佛山手工业的一大支柱,与佛山冶铁业、棉织丝织业和商业一起,成为清代佛山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石湾的制陶业是仅次于佛山冶铁业的重要行业,在清代佛山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石湾制陶业与其较早出现的行会,标志着石湾制陶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对加速佛山由族姓团体、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瓦解,代之以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来维系的行业组织,对佛山其他行业和城乡经济的发展,以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荫芽,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而石湾的工商兴镇,商业贸易的繁盛和富庶与省会、佛山齐名。清代佛山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与广州并驾齐驱的岭南商贸中心,石湾功不可没。

主要参考书目
⑴《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罗一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⑵《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⑶《简明广东史》蒋祖缘、方志钦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⑷《明清经济史》李龙潜著 广东高教出版社
⑸《佛山忠义乡志》(复印本)
⑹《南海乡土志》(复印本)

注释
*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590页
*2、详见《佛山属区的几处古窑址调查简报》(载《文物》1959年第12期)和《佛山文物志》
*3、清.屈大均《粤中见闻》卷23
*4、《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20页
*5、同上第124页
*6、清.屈大均《粤中见闻》卷十七
*7、李景康《石湾陶业考》(《广东文物》卷十)
*8、道光《南海县志》卷七,舆地略三
*9、详见光绪《南海乡士志》抄本矿物制造部
*10、李景康《石湾陶业考》
*11、清《南海乡土志》矿物制造
*12、详见清.李士祯《抚粤政略》卷六.文告 
*1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_
*14、《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20页
*15、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下,叶汝兰《乾隆五十二年重修佛山经堂碑记》
*16、《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24页
*17、清.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二
*18、同上
*19、《重修丰宁寺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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