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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宠”牌坊后的生命叹息——梁焯研究
程宜 (陈列部  主任  文博副研究馆员)
 
  内容提要:梁焯是明代成化至嘉靖时期佛山人,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作为南海士大夫集团成员之一,对佛山的宗族、政治和经济影响较为深远。他始终追随王阳明,崇尚理学,有不少佛山弟子,在思想史方面,梁焯对佛山的影响不可小觑。但梁焯研究进展缓慢,而且还存在不少误区。笔者希望通过家谱族谱和各种相关史料整理、考证、分析和研究,使人们能够加深对这位佛山著名历史人物的了解。梁焯的从政经历,特别是他在理学上的见解,文献资料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需要更多的人去发掘研究。
  关键词:“褒宠”牌坊、梁焯、佛山、影响
  一、“褒宠”牌坊和他的主人
  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朱厚熜在同一天为一个家族发下两道敕书,一道是追封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梁焯之父以同职。另一道即是表彰梁焯为政的功绩,同时进阶承德郎。刚刚即位8个月的朱厚熜,将前朝堂兄朱厚照统治时期,针砭时弊,冒死谏言的臣子们一一复职、晋级、表彰。梁焯也接二连三地得到新皇帝的奖赏,升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被委以重任。约在嘉靖初年,远在南海郡佛山堡的梁氏家族创建了 “郡马梁大祠堂”(梁焯本人是主要创建者), 祠堂内建造了一座高8.7米,宽9.6米,四柱三门砖石混合的“褒宠”牌坊,以彰显被皇帝嘉奖的殊荣。牌坊正面坊额刻“褒宠”二字,背面坊额阴刻皇帝的敕书。
我们对于“褒宠” 牌坊主人梁焯的了解十分有限,其间还搀杂了不少误区。澄清并补充缺失的历史对认识梁焯是必要的。如:(1)、199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佛山祖庙》一书,认为“褒宠”牌坊上所刻敕书为皇帝朱厚照对梁焯的嘉奖,“褒宠”二字为朱厚照手书。事实上,从《明史》可知,年号为正德、庙号为武宗、名为朱厚照的皇帝于正德十六年三月去世。同年四月,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即位。故正德十二月二十五日为梁焯及其父下敕书的皇帝为朱厚熜而非朱厚照。(2)、对于梁焯的生平事迹,在各种出版物中还有不少离奇不实的表述。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更突出的问题:关于梁焯,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毕竟,他以忠直无畏留名后世,作为南海士大夫集团成员之一,对佛山整体的政治经济影响较为深远;梁焯始终追随王阳明,崇尚理学,有不少佛山弟子,在思想史方面,他对佛山的影响不可小觑。基于这些因素,我认为梁焯值得深入研究。
  二、梁焯其人
  1、梁焯生平
  梁焯所属的梁氏家族是“元时迁入佛山的郡马梁,郡马梁始祖在宋建炎年间由南雄郡出为程乡县尉,后卜居南海西雍乡。五世祖有梁节者‘尚宋亲王郡主赵氏,为郡马’。故其族称‘郡马梁’” [1]。梁节育有二子,六世祖长子梁淋仍居西雍,二子梁熹在元壬辰始‘迁居佛山岗头’ [2]。
  梁焯为“郡马梁”十三世,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1483年)生于南海县佛山堡,字日孚,号象峰,他“自少颖悟能文,庄重寡言” [3]。22岁时梁焯与兄梁爝一同受学于邓炳。邓炳为明代进士,广东顺德人。祖先邓愈是明朝的开国勋臣,其家族始终受到明朝的优待,子孙世代享受爵禄。邓炳在弘治年间被孝宗封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明朝不少勋臣后裔都被封为这种世袭职位,这是一种享受待遇而没有实际权力的职位),正德十二年,官广西太平知府,嘉靖间迁广西按察副使。邓家始终尽忠明朝,至崇祯二年,最后一个定远侯邓文明也战死疆场。邓炳及其家族与明朝的渊源,对梁焯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抱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学于邓炳5年后,梁焯于27岁应试,但“入格未录,遂补郡庠” [4]。府首曹桂山选取包括梁焯在内的16名优等生和其子曹以方于广州光孝寺馆同庠,一同修学的还有梁爝、黄佐、冯徵、霍韬、彭端遇等。这些人以后在仕途、学问上都大有作为。正德九年(1514年),31岁的梁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进士廪为会元,同取进士的还有霍韬,名列第二,其兄梁爝列第三。
  关于梁焯,有一些神奇的传说载于其家谱族谱中,传其在取进士后等待安置的一段时间,与其兄及黄佐、冯徵、霍韬、彭端遇等同门回到广州光孝寺一同研读。一夜,书馆地面的石板忽然传出怪异的响声,众人惊骇不已。这时,梁焯厉声呵斥并镇定地舔笔题写:“匪阴之精,匪石之灵,汝何为兮,至我之亭设有鬼神兮,鬼神其亦有情,阴阳判隔兮,同此衷诚,我惟敬远兮,何必如此营营尔,其有知兮,许尔从正”,题毕,其怪平息,说者谓之“诚格鬼神,正驱魑魅”。 [5]又传,梁焯取进士前,其高曾祖去世,连日大雨滂沱,准备奉柩入土之日,大雨完全没有歇止的迹象,忧心忡忡的家人担心无法按时下葬。这时,梁焯斋戒号泣祈祷,奇迹果然出现,雨过天晴,高曾祖得以顺利安葬。人们将这一天象归为梁焯的孝感所致。可见,梁焯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正气凛然和恪守传统秩序、孝行可嘉的人。
  正德九年(1514年)八月,梁焯任吏部候补期间,父亲梁宗达去世,他在家乡设庐守墓三年,竭尽孝道“三年疏食,足不履城邑” [6]。其间,乡之子弟五十余人拜其门下聆听讲学。正德十二年(1517年),服完丁忧的梁焯拜礼部主客清吏司,正德十三年(1518年)到任,主事提督四夷馆(即主管宾礼和接待外国使节)。由于他严明纲纪,为政清廉,得罪了当朝权臣,屡遭打压。朱厚照去世后,世宗皇帝对梁焯委以重任,重获政治生命的他呕心沥血地为朝廷继续服务了一年多。嘉靖元年九月,梁焯因劳成疾,又接到弟梁燥去世的噩耗,遂告病归乡。
  回到家乡的梁焯一是致力于修历世祖墓,整合宗族;二是“闭户著书,欲阐阳明之道于世” [7],然而,著述还没有完成,梁焯就于嘉靖七年秋七月十九日离世,享年四十六岁。
  2、仕途际遇
  梁焯一生经历了四任皇帝,成化年间,他年纪尚小;嘉靖年间,他基本过着归隐生活。因此,梁焯重要的成长和经历都集中在弘治、特别是正德年间。正德年间的统治者武宗朱厚照终生沉溺于游玩、骑射。他最信任的先是宦官刘瑾后有佞臣钱宁、江彬,使得政务荒废,人心涣散,朝臣和宦官斗争激烈,连年边患,人民生活艰难,不断有地方叛乱发生。
  在这个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士大夫地位不断沦丧的年代,梁焯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呢?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明代士人,他有着强烈的为国尽忠效力的使命和责任感,这一点从他青年时期的文章中可略窥一二。梁焯在会试文章《问天以完节附张巡许远二子论》中,借唐代忠勇之士、保国守城的大将张巡和许远为国捐躯的事迹抒发了自己忠君报国思想。文章洋洋洒洒数千言,大赞张许二人死得其所“天以完节,付张许于史册也,正气勃勃塞乎天地,高风凛凛迈乎古今……于是乎,全纲常之大;于是乎,立人臣之义……是所谓成仁取义者。” [8]此文被督学江岁考赞为“有忠义气节” [9]。建功立业,忠君报国
  (1)、中正直谏,惨遭廷杖。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刚西巡归来的皇帝朱厚照又准备南巡,“意欲巡泰岳,历徐扬,抵南京,下苏浙,浮江汉,登武当山,遍观中土繁丽。” [10]这意味着皇帝又要长时间在外游玩,不理朝政。以修撰苏芬以下一百零七人力谏,梁焯不但在朝上号泣阻止南巡,更言辞激烈,疏中有“以身垫銮舆”之语,又有以笏击煽动武宗南巡的佞臣江彬的激烈举动。武宗在圣旨中大骂梁焯:“这厮不务本等,办事却乃出位妄言,诽论讪谤,好生无礼,去衣打三十,罚俸六个月,再有违纪的重治不饶”。 [11]梁焯和所有直谏的大臣被震怒的武宗罚跪于午门外五日,各遭廷杖三十。江彬记恨梁焯,故对其“督刑残酷”,梁焯受杖时大骂江彬,一时间血溅玉阶,肉飞金陛,梁焯“臀无完肤,死而复生”。同刑十一人当场毙命。群臣死谏,“圣驾遂不果出” [12]。朝臣暂时制约了皇帝的行为,但这种制约很快因江西藩宁王朱宸濠谋反而失效。八月二十二日,武宗借亲征宁王之名,到南方游玩了大半年,直到在清江浦打鱼不慎落水,得了重病,才启驾回朝。
  群臣冒着受罚、丢官甚至生命危险极力维护封建政权,而这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和他们的观念却如此冲突,以至于双方都感到失望和沮丧,皇帝避开自己的臣子到南方独自逍遥。朝臣群龙无首,才智无处施展,极度失落。国家陷入一种消极不作为状态,一步步走向衰落,有使命感的臣子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梁焯的政治热情遭受重创。
  (2)、忠直行事,不畏艰险。正德十三年,梁焯主事提督四夷馆。供职于四夷馆的多为纨绮子弟,贪利惘纪,与“夷人”暗中勾结,出卖国家利益以饱私囊。梁焯在此任的近三年中,整顿内部纪律,大倡廉政之风。梁焯行事刚正,作风严谨,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江彬就因此在梁焯的三年任内一直刁难加害他。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与梁焯仕途遭遇紧密关联的人物江彬。江彬是正德中后期最受武宗宠幸的臣子。正德十二年武宗微服出居庸关,畅游塞外,征歌选色,与北元的入侵军正面遭遇,都是在江彬的怂恿下进行的。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和他溜去宣府、大同、榆林、绥德等地亲征北元“小王子”,次年二月才回京。如果说正德十二年西征,劳师动众还算杀了十六名敌人的话,这次可谓无功而返,武宗率大军游荡了几个月,连敌军都没找到。正德十四年,江彬又怂恿武宗南巡。这个飞扬跋扈,权倾当朝的人,没有想到梁焯办事遵循原则,并不特别给他面子,使江彬恼羞成怒。其中梁焯在处理与葡萄牙使臣的关系问题上,与江彬态度截然不同,江彬利用各种手段欲置梁焯于死地。梁焯反对武宗南巡遭廷杖后,并未退缩,反而“忠诚俞笃,扶病视事”。 [13]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维护朝廷赋予的职责,不惜与葡萄牙使者和江彬正面的交锋。
  葡萄牙人在正德十年至十二年间,不断到中国进行贸易。他们曾依靠船坚炮利强行进入珠江内河。正德十三年,朝廷正式要求葡萄牙人返回,但他们没有按照要求离开,而在屯门岛安营扎寨。他们通过贿赂广东官员,于正德十五年底,获允朝见武宗皇帝。正德十六年一月,葡萄牙使者佩雷斯到达当时武宗所在的南京。他到处行贿,并让翻译火者亚三接近江彬并很快与之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火者亚三不断进献奇珍异宝取悦武宗,又教兴趣广泛的武宗说葡萄牙语。有葡萄牙使臣违反明朝禁令,携带武器进京,“以是轻辱朝官,不遵约束”, [14]梁焯于是“严其出入,限其卯酉”, [15] “每以法约束之” [16],并上疏请求限制葡萄牙人登陆和私自交易。面对重金贿赂,梁焯不为所动,如实将葡萄牙人在四夷馆的情况条陈皇帝;火者亚三在赢得皇帝好感后,提出购买东莞南头作为葡萄牙人往来的基地。梁焯得知,“入朝面斥与谋者”, [17]梁焯的爱国精神和凛然正气一定让武宗羞愧难堪,令江彬、火者亚三怀恨;果然,火者亚三率十多人闯入四夷馆挑衅。见到梁焯后旁若无人,不行规定的礼节。问其名姓,答曰:“无名无姓,天上人也。”可见其傲慢程度。梁焯也不客气,令手下将火者亚三绑起来痛打一顿。四夷馆的外国使者私下都说:“天颜犹可近,主事不可犯耶。” [18]江彬大怒,欲捉拿梁焯,梁焯斥之:“我是职官,无旨岂能擅拿耶?” [19]他知道江彬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安排家人逃散,独自留下准备以身殉职,京城为之感动,称其为“舍命主事”。
  (3)、殚精竭力,奉献朝廷。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事态发生了急速的转变。武宗驾崩,江彬、火者亚三被处死。世宗即位,褒奖梁焯等一批忠恳之士,升梁焯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正德十六年四月至嘉靖元年九月,梁焯被世宗委以重任:正德十六年主持了武科试;七月中元盂兰节受命祭祀世宗父亲的陵墓;嘉靖元年三月,两度奉旨盘查两京十三省解到兵器;四月督造在京七十二卫军册;六月巡视京城九门兼查军器点闸。
世宗刚即位的一段时间,在大臣们的帮助下,朝政出现了多年不见的勃勃生机。然而,关于新皇帝朱厚熜该如何对待父亲的地位的“大议礼”的两派之争也日益激烈。经历几年宦海沉浮,梁焯对仕途失望多于留恋。他选择了归隐故里,修墓建祠,为宗族扬名;著书立说,阐阳明之学;传道授业,服务乡梓。剔除纷扰,在平静中度过余生。
  三、请辞归乡原因的推测
  嘉靖元年,梁焯请辞回乡。年仅四十岁的他,恰逢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正是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为何,他偏偏在这个时候请辞呢?仅仅是因为身体欠佳和亲人的去世做出的决定吗?这似乎还不足以令梁焯这样一个性格坚韧又充满抱负的人选择归隐,这应该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果断选择。什么原因足以令他选择离开呢?我认为这和当时的一件重要政治事件“大议礼”和这个事件牵涉到的人物密切相关。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病亡后,由于没有子嗣,根据《明皇祖训》“兄终弟及”之义,诏迎武宗堂弟兴献王朱厚熜继位。以杨廷和为首的孝宗、武宗旧臣们精心策划的“正统”礼仪希望朱厚熜过继给孝宗作儿子,其已故的亲父名义上就不再是他的父亲,而是叔父。朱厚熜断然拒绝,即位后,关于他父亲名义上是否仍为父亲,正是“大议礼”争论的焦点与核心。卷入这场“大议礼”之争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梁焯所敬重爱戴的前辈、同乡、老师、朋友。今天看来,也许关于“大议礼”的两派之争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有的只是观念的差异。“两派的思想矛盾,是忠与孝、尊尊与亲亲、宗法与人情、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矛盾,这是儒家的内部矛盾,整体而言它们之间没有是与非、善与恶、真理与谬误的根本区别。” [20]然而作为传统士大夫,坚持捍卫祖先留下的制度,是再正常不过的职责。而且,维护制度的长期性和庄严性,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国家的稳定也是必要的。
  三朝为官的吏部尚书、大学士、阁臣梁储是梁焯尊敬的同乡长辈,当初按祖训立朱厚熜即位为帝,梁储和杨廷和、蒋冕都是重要的决策者,他还不顾年老跟杨廷和一起亲自迎接新君入宫,接着参与了世宗执政初年扭转正德混乱政局,使朝政重新得以稳定的重要政务。“大议礼”之争中,以杨廷和为首的尊崇“正统”宗法制和程朱理学的老臣子坚持让世宗“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叔父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梁储、杨廷和一班老臣子观念基本都是一致的。梁储和梁焯这两个同乡的性格其实颇有共通之处,都是忠直敢为的臣子。武宗南巡前,梁储就曾凭借过人的勇气剑下冒死进言。以梁焯平日不擅变通、严谨行事的态度看,他应该和梁储、杨廷和们所持观念接近。在他们看来,世宗继统又继嗣才是合乎“正统”礼制的,这种坚持就是士大夫的“立节”。
  另一派的主要人物有张璁、席地、霍韬、方献夫等,都是王阳明的知己和学生,他们就“大议礼”提出 “圣人缘情而制礼”、“继统不继嗣” 的理论,王阳明“心喜其说”,因为这一理论与他的“先王制礼,皆因人情”思想一脉相通。因而,王阳明是支持张璁一派理论,和皇帝朱厚熜站在一面的。他们代表明代中后期的新兴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独立性,有冲击正统礼学的意义。这派的主要人物中有梁焯的同乡好友霍韬、方献夫,有他最尊敬的老师王阳明,还有许多王阳明的学生,也就是自己的师兄弟。
随着张璁一派逐渐占领上风,主张继嗣的老臣子们力谏无效,相继辞职,梁储也在嘉靖元年告老还乡。虽然梁焯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阳明理学,但在宗法思想和礼教方面,他的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在对待“大议礼”问题上,是尊崇自己的传统宗法观念,维护国家制度,还是支持师友们的新观念,梁焯陷入两难境地。基于此,再遭遇身体有恙,亲人离世等多种因素,梁焯最终做出了既尊崇自己传统宗法观念又保存师友情谊的决定,放下一切纷扰,心安理得地回到了故乡。
  四、追随王阳明,崇尚阳明理学
  正德十二年冬,梁焯携家眷经江西北上赴任。当时,王阳明已是声名远扬的理学大家。梁焯慕名在此聆听了阳明讲学。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早年筑室于阳明洞,因此被他的学生们尊称为阳明先生。因为学问精深,许多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他任职的地方来追随他,从弘治十八年开始,他聚徒讲学二十三年,其思想主要集中在《王文成公全书》里。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观念,“致良知”的教训,“天理”就是“良知”,“心即是理”的思想,深深吸引了梁焯。为此,他一再推迟起程赴京的日期。在这里,他曾经和先生辩论,记载于阳明先生问答传习录》中,师生间通过理性的反复追问,梁焯“悚然有得”,得穷理致知之旨,悟居敬坐静之功。他还和醉心阳明理学的薛侃、郭持平、冀元亨等互相砥砺,不亦乐乎,有“岭南有王学,盖自梁(焯)薛(侃)始云”之说。 [21]沉醉于阳明理学的梁焯一度想留在此处潜心研习理学,放弃进京赴任,甚至把家属也遣回了家乡。时间一恍到了正德十三年六月,情急中,母亲贻书责之“官未就职非忠也,贵未及亲非孝也。”梁焯在母亲的再三催促和阳明先生的开导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阳明、薛侃等理学师友,继续北行,抵京就职。
  在京为官的几年中,梁焯保持和理学师友们的密切交往,常常通过书信方式继续探讨理学要义。
  辞官回乡的日子,梁焯有更多时间游弋于理学海洋,并颇有心得。于是,他着手整理,准备系统地阐述阳明之学,为后人留下这位明朝思想史巨擘的理性光芒。因为早逝,这一宏愿未能实现,但这无疑是梁焯一生中最自觉的追求。这期间,四乡子弟慕名追随梁焯学习阳明理学者不在少数,对王学在岭南的传播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五、梁焯与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关系
  “南海士大夫集团”特指明中叶崛起的南海籍官僚群体。他们以科举出仕,以宦绩成名,继而相连成势,互抱为团。 [22]这种关系对于这个群体在朝廷为官和扩大、巩固家族在地方的势力都极有帮助。
  1、相互扶持
  正德十年(1515年),梁焯父亲梁宗达去世,霍韬撰写墓志,湛若水撰《祭松溪公文》,梁储也参与祭奠。同样,梁储、霍韬、冼桂奇、伦以琼等的祖墓,梁焯也会前去祭奠。南海士大夫之间的祖宗互祭在空间上是网状的,在时间上是经常的。他们之间相互联姻也极为普遍,其中梁焯和伦以琼互为亲家,梁焯的妹夫是佛山进士彭端遇。可以说,他们之间因为相互的祭奠祖宗和联姻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就是各士大夫与其家庭的生死同存、荣辱与共的群体感情,这使他们之间的相互依托更紧密了。” [23]
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在佛山及其周边南海境内,先后出现了梁储、伦文叙、伦以训、伦以琼、伦以诜、方献夫、霍韬、梁焯等十几位官僚,其中三位官至一品,且为官时间很长。他们中多人曾在吏部任要职,亲自点拨或参与考成提拔官吏。同是乡亲的认同感和相互提携关照的知遇感,以及他们进一步通过互祭祖宗、联姻等方式建立起来的南海士大夫之间千丝万缕的感情纽带,使他们在朝廷为官中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集团,在做重大决策时他们的选择往往会保持高度的一致。
南海士大夫对理学的追求,形成了一个研讨理学的学术圈子,并且凭借其理学的学问,在精神上占据了优越地位。 [24]正德年间,方献夫、霍韬分别在西樵山建石泉书院和四峰书院,与来南海设庐讲学的湛若水切磋砥砺,日研经书,讲学授徒,形成了浓厚的理学氛围。梁焯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在正德九年丁父忧的三年中常与湛若水探讨理学,并始终和其他崇尚理学的南海士大夫们保持学术上的沟通和认同。
  2、师友情深
  对于一个服务朝廷的士大夫而言,论职位,梁焯只是从五品;论从政的资历,前后不足五年。然而,梁焯却凭借自身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地位显赫的当朝官吏和文化名人的友谊。
嘉靖七年,梁焯终老于家乡。他的老师,时任钦差大臣提督两广部堂军务的王阳明,闻讯后派人为梁焯选定墓地于大象岗,为《象峰梁公忠贤谱志录》撰序,在著述中追忆与梁焯研讨理学的对话、心得;翰林院国史馆编修,同门好友黄佐为梁焯撰写墓表,中记:“余素同学,业又同在官邸,交处最深,笃行之大者有三:曰笃忠尽也,笃孝爱也,笃交谊也。”这应是当时人们对梁焯普遍的评价。其后,黄佐又在其主持修撰的《广东通志》中立《梁焯传》;同乡同门,同年中进士,官至一品的好友霍韬,他一生中认可的人不多,然“独重梁焯,每经墓,必祭之”。大儒湛若水(甘泉)在诗文《送梁职方入西樵》中也抒发了对梁焯的欣赏和二人的友谊。梁焯“告归养病后,与湛若水相善,时相研讨,情谊弥笃。” [25]可见,梁焯以他个人的品格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六、梁焯对其宗族的影响
  在宗族社会,每个人都属于他的族群。个人的成功失败牵涉到族群的荣辱。族中出现了朝廷高官、文化名人、地方贤达,对于宗族在当地地位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在社会上表现杰出的人物不但可以在精神上荣耀宗族,经济上壮大宗族,反过来,他也会被宗族永远的感谢和纪念,成为宗族的功臣。
正统十四年(1449年)黄萧养起义时,佛山奋力坚守,为明朝保持在广州地区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号召佛山堡抵抗的二十二老,于景泰三年(1452年)被明王朝赐封为“忠义士”,后来乡人建立“忠义流芳祠”于祖庙之右,春秋祭祀。 [26]这不仅提高了佛山在珠江三角洲的地位,也提高了二十二老在佛山的地位。这其中就有郡马梁氏的四位族人,他们在这次组织抵抗中表现英勇,为宗族赢得了地位和尊敬。
明朝的追赠制度,使朝廷在正德十六年以梁焯的官职追赠给他的父亲。这种荣耀扩大到梁焯祖辈身上,也就扩大到了宗族身上。宗族子孙透过修墓建祠将朝廷的追赠公诸于世,其子孙也可共享荣耀。这也是梁焯和南海士大夫们在整合宗族时大修茔墓和祠堂的缘故。
  嘉靖年间,明世宗允许民间联宗立庙:“于是宗庙遍天下,吾佛诸祠亦多建自此时。” [27]佛山各宗族纷纷创制立规,走上制度化发展的年代。南海士大夫成为推动广东宗族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 [28]梁焯在致仕归养的嘉靖年间,努力为宗族整合和提升出力。“焯聚其族人,修其谱系,饰其坟墓,稽其可考者也。” [29]嘉靖初年,以梁焯为主要力量的梁氏家族创建了“郡马梁大宗祠”,道光《佛山忠义乡志》记载:“郡马梁大宗祠,明嘉靖巡抚李岳为宋郡马梁节立,王守仁题永思堂额。”同时,梁焯与其子梁冕在祠堂前卜地建敕书厅、添置大宗尝田,光大了梁氏宗门。地方官员对梁焯十分敬仰,嘉靖、隆庆两朝屡旌其门。万历六年,佛山堡乡贤呈请广东府入祀乡贤祠得到批准,入祠致祭。 [30]可见,梁焯不但个人在佛山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使郡马梁氏在佛山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 。
  七、结语
  梁焯是一位忠直无畏、内心坦荡,敢于担当的明朝官员,也是一位追求思想境界的理学家。虽然仕途坎坷,在职时间不长,却以他士人的品格赢得了朝廷官员和理学师友们的友谊,也赢得了家乡父老的尊敬和爱戴。几百年过去了,人们仍然通过凭吊“褒宠”牌坊来追忆纪念他。梁焯的从政经历,特别是他在理学上的见解,文献资料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以上文字是通过家谱族谱和各种相关史料整理,考证,分析而成,希望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发掘和研究,人们能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佛山著名的历史人物。

注释:
[1]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4.
[2] (郡马)[G] //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顺德西雍房、南海佛山房同辑.光绪十一年重撰. 梁氏第二十五代孙梁礼昭订:74
[3] 《忠谏实录》,(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4] (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5] 《明•理学》,(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6] (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7] (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8] 梁焯,《问天以完节附张巡许远二子论》,壬申岁考文章,(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9] (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10] 黎东方.细说明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1节:武宗.
[11] 《武宗南巡兵部抗疏廷杖罚跪行实》,(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12] (明)陈建撰(嘉靖).皇明通纪[M]. [出版地不详] [出版年不详].
[13] 《忠谏实录》,(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14] 《明•理学》,(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15] 《明•理学》,(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16] (明)黄佐(嘉靖)[M]//《广东通志》卷62,《梁焯传》. [出版地不详]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
[17] 《明•理学》,(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18] 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62,《梁焯传》。
[19] 《明•理学》,(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20] 董楚平.千古栋梁才未尽才——〈张璁评传〉序[M]// 《浙江方志》2004年第5期.浙江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省方志学会主办.董楚平.千古栋梁才未尽才——〈张璁评传〉序[M]//浙江通志.
[21] (清) 道光《南海县志》卷三十六,列传五。
[22]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1页。
[23]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8页。
[24]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8页。
[25]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2页。
[26] (清)陈炎宗总辑.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三.乡事志. 佛山. 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月.
[27] (民国)冼宝干编撰.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九.氏族祠堂.佛山. 民国十二年.
[28]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3页。
[29] 《宋郡马梁公墓志》,(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30] 《兵部忠贤象峰梁公宗祀乡贤录》,(郡马)《梁氏家谱》(手抄本,不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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