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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佛山庙会及其功能的研究
李小艳 (馆藏研究部  文博馆员)
 
内容摘要:庙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信仰、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是佛山庙会的发展和兴盛期,庙会对于佛山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和经济发展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是佛山传统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佛山庙会、功能 、娱乐、经济
  一 庙会概说和佛山庙会的兴盛
  庙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信仰、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庙会根据突出的重点有着不同的名称,为突出其进香的内容,称为香会;为突出其报答神佑、采取大规模民间文艺演出的特点,称为赛会、过会、出会;同时,由於庙会 、香期是当地人流量最为集中的时期,为人们带来了各种商机,因此庙会期间又成了物资交流的好机会,也称为庙市。这样,庙会就成了综合性的民俗大会,但是,它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对神灵的信仰和祭祀之上。
  庙会风俗的出现与佛教寺院以及道教宫观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完善和普及起来的。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道教此时也发展起来,魏晋南北朝时,二教都站稳了脚跟,至唐代,佛道教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段时期,佛道二教为了各自的生存而不断地竞争,争取信众。竞争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广建寺庙、宫观,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寺庙建设数量极多的朝代,有诗为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二是举行各种宗教活动,招徕群众,争取信徒,如行像,举办道场,定期进行一些法事或佛事活动,还有一些娱乐性强的舞蹈、戏剧表演等来娱神娱人。这样,寺庙不仅凝聚了信徒,而且对于一般的民众,寺庙也有了很大吸引力,由此寺庙就吸引了大量的人流,为商贾们提供了极好的发财机会,庙会就是这样由宗教活动发展而来的。
  庙会的成型和繁荣,则是在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以至于近代,随着民间信仰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盛的。宋以后的各朝统治者鉴于前朝的教训,已经不再将佛教或道教视为国教,而大力提倡民间信仰,发挥其神道设教的功能。各种民间神灵关帝、北帝(真武)、天妃、城隍等不断受到朝廷的敕封,地位日益提高,如明朝对真武帝的举国崇奉,甚至佛道教也只好将很多民间神灵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以提高自身的地位和影响,民间信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民间信仰兴盛,民间神灵地位的提高,使得与民间信仰有关的各种庙会活动也更频繁。而宋代以来的货币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墟集的成形,使得庙会的经济贸易功能凸显。至此,与神灵信仰和祭祀有关的庙会,就成为了一个集宗教崇拜、娱乐和经济贸易等的民俗大会。
  佛山庙会的源头已不可考,但是根据可靠的文献资料,明清时期是佛山庙会的发展和兴盛期。清初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和乾隆、道光、民国三版《佛山忠义乡志》,均有大量关于神诞庙会的描述,尤其是对佛山北帝诞庙会活动情形的描述,其活动和仪式呈现由简到繁的变化,其社会地位和影响也愈来愈重要。
  珠三角地区最喜各种神诞庙会,而佛山的神诞庙会是珠三角最典型的,且影响深远。清代张渠谓:“粤俗最喜迎神赛会。凡神诞,举国若狂。台阁故事,争奇斗巧。富家竞出珠玉珍宝,装饰幼童,置之彩亭;高二丈许,陆离眩目。”【1】清代佛山文化名人陈炎宗也谓:“其商贾媚神以希利,迎赛无虚日。” 【2】 笔者根据《佛山忠义乡志》道光版的记载,将佛山一年中的庙会列举如下:
  正月初六 灵应祠神出祠巡游,备神杖盛鼓吹导神舆以出游,人簇观。
  二月十五谕祭灵应祠神,先一日绅耆列神状饰彩童迎于金鱼塘,陈祠二鼓还灵应祠。至子刻,驻防同知诣祠行礼,绅耆咸集祭毕,神复出祠。
  三月三日,灵应祠神诞,乡人士赴祠肃拜,各坊结彩演剧,曰重三会,鼓吹数十部,喧腾十余里。神昼夜游历无咎刻。
  三月二十三日,天后神诞,天后司水乡人事之甚,谨以居泽国也,其演剧以报,肃筵以迓者,次于事北帝。
  五月初八日,龙母神诞,庙当水来汇处,神甚著灵异,男女祷祀无虚日,是晨咸赴庙烧香。
  五月十三日,武帝诞 乡人士结会供祀事者,曰武帝案。
  六月初六日,普君神诞,凡列肆于普君墟者,以次率钱演剧,凡一月乃毕。
  六月十九日,观音诞 绅士集南泉庙祀观音大士,妇女竞为观音会,或三五家,或十余家,结对醵金钱,以素馨花为灯,以露头花为献。
  七月,乡中重盂兰盆会,每醵钱建水路道场以超幽魂,谓之万人缘。
  八月十五日,谕祭灵应祠神仪如春仲。
  九月二十八日,华光神诞。神为南方赤帝,火之司命。乡人事黑帝天后以祈水泽,事赤帝以消火灾。是月各坊建火清醮以答神贶,务极奢侈,互相夸尚。
  由上述记载可知,佛山庙会一是与民间信仰有关,在民间神灵诞日举行,如灵应祠神诞、天后神诞、龙母神诞、武帝诞、普君神诞、华光神诞等。二是与佛教信仰有关,如观音诞、盂兰盆会等。民间信仰的庙会远多于佛教信仰的庙会,且其规模和影响力都要大于后者,由此也可知佛山民间信仰兴盛的事实,这也是佛山庙会兴盛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佛山庙会兴盛的原因有二,一是佛山民间信仰的发达,民间神庙数量大增;二是工商经济的繁荣和商品交易的活跃,墟集的增加。
  制度性宗教在佛山的发展都很有限,虽然以佛名山,但是与佛教的因缘并不深,更无佛教名山。但是,佛山的民间信仰极其繁盛,尤其是明清时期更是如此,民间信仰神灵五花八门,如武帝、北帝、华光、龙母、天妃、普君神等。民间信仰繁盛,民间神庙也遍布佛山街铺。佛山素有“顺德祠堂南海庙”之称,谓顺德人多建祠堂,而南海人则多建庙宇。佛山属南海,神庙之多甲于南海,“吾佛土为大镇,合二十四铺。地广人稠,神庙之多,甲于他乡”。【3】佛山明代有神庙28座,清代神庙发展迅速,建了134座【4】。佛山向来盛行祷禳报赛,春祈秋报,一年之中,几乎日日都有这类活动。随着民间信仰的兴盛,与各种神灵有关的祷禳报赛活动更频繁,“盛祷禳之报赛,是虽乡邦习尚,良由神庙莫灵”【5】,祷禳报赛虽是乡俗,但更是因为人们相信神庙的灵异。
  明清时期,佛山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亦盛,如出秋色,乡人皆“踵之为美事”,而各种演戏唱曲已很流行。种种文化娱乐活动也为庙会助兴,以娱神娱人,庙会成了重要的民间喜庆活动,“六月初六日,普君神诞,凡列肆于普君墟者,以次率钱演剧,凡一月乃毕”【6】。明清时期,佛山的商品经济鼎盛一时,成为 “四大聚”与 “四大名镇”之一,是岭南仅次于广州的又一工商业重镇,商品交易活跃,商品交流的墟集不断增加,因此具有贸易功能的庙会得到很大发展。此时,佛山庙会已经集中了大量的人流和商品,成为集宗教信仰、娱乐和经济的民间大集会,“庙会之期,人烟辐辏,商贾云集,祖庙阶前,顿成闹市,锣鼓叮咚,弦歌绕梁。”【7】
  佛山庙会是佛山重要的文化活动,在佛山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道光《佛山忠义乡志》作者吴荣光谓:
  凡迎神赛祷类皆商贾之为,或市里之饶者耳,纠铢黍以成庆会,未足云损。而肩贩杂肆藉此为生计,则食神惠者不知其几矣(陈志)。况愚夫愚妇日从事于神,安知不有动于中而遏其不肖之念,是又圣人神道设教之妙用欤?若禁抑之,使不得。仍其故习,此特便于吝竪而贫民不其馁而夫民相资相养。事有近于奢而无害者,固不必遽示之以俭也。至若以礼事神,士夫稍知敬远者,自能循度中节,岂待厉禁而始知嚣渎之非哉。是以牧民者求通民情,守土者不违土俗。
  这一段话将佛山庙会的功能说的十分透彻,“凡迎神赛祷类皆商贾之为,或市里之饶者耳,纠铢黍以成庆会,未足云损。而肩贩杂肆藉此为生计,则食神惠者不知其几矣(陈志)”,此即庙会的经济功能;“况愚夫愚妇日从事于神,安知不有动于中而遏其不肖之念,是又圣人神道设教之妙用欤?”,道出了庙会稳定社会的政治功能,这一点也见于罗一星博士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书中,对北帝诞庙会在社区整合中的作用的论述。相较于庙会对佛山社区所起的重要作用,庙会花费的钱财也是值得的,那些封建卫道士们要求禁绝庙会之言论,的确是“拘迂之见,未达乡之事情者也”。
  二 庙会的文化娱乐功能
  庙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祭祀和信仰神灵,宣传宗教信仰,而庙会中的娱乐表演就是为了敬神和娱神,后来逐渐由娱神而娱人,成为一般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
  庙会的文化娱乐活动有很多种,如演戏、游神等。酬神演戏是佛山庙会很早就有的节目,早在元代,佛山祖庙三月三北帝诞举行“奉醮宴贺”就有“笙歌喧阗”的热闹场面【8】。所以佛山在建庙时,大都会在庙宇前建一个戏台,以供酬神演戏之用。据佛山市博物馆调查,清代时祖庙、华光庙、盘古庙、三界庙、舍人庙、上沙观音庙等都建有戏台【9】。佛山祖庙内的万福台建于清代,是华南著名的古戏台,与正殿内的北帝遥相呼应,如此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演戏给北帝看,以酬谢北帝的保佑之恩。
  佛山庙会的酬神演戏,盛况空前,十分热闹,是佛山民众的盛大集会。“三月三日,灵应祠神诞,乡人士赴祠肃拜,各坊结彩演剧,曰重三会,鼓吹数十部,喧腾十余里”;“三月二十三日,天后神诞,天后司水乡人事之甚,谨以居泽国也,其演剧以报,肃筵以迓者,次于事北帝”;“二十八日华光神诞,……集伶人百余,分作十队,与抬香捧物者相间而行,璀璨夺目、弦管纷喧。”【10】这种酬神演戏也不只是在神诞庙会之日才有,在冬季农闲时节,酬神演戏几乎没有间断,“自是月至腊尽,乡人各演剧以酬北帝,万福台中鲜不歌舞之日矣”[11]。酬神演戏成了佛山广泛的文化娱乐活动。
   奉神出游是佛山庙会的另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要用仪仗、鼓乐等把神像抬出庙来游行,以求消灾赐福。佛山最重要的游神活动,是灵应祠神(北帝)的出游,灵应祠神一年中有几次出游,每一次都是热闹非凡,人们拥塞于道。正月初六,灵应祠神出祠巡游,有鼓乐和仪仗引导,“备神杖盛鼓吹导神舆以出游,人簇观。愚者谓以手引舆杠则获吉利,竞挤而前,至填塞不得行”[12];而二月十五谕祭灵应祠神,“绅耆列神杖饰彩童迎于金鱼堂,……至子刻,驻防同知诣祠行礼,绅耆咸集祭毕,神复出祠”[13], 地方官和绅耆都参与,说明了灵应祠神地位的重要;“三月三日,灵应祠神诞,……神昼夜游历无咎刻”[14]。北帝巡游时,佛山各阶层都会参与,将神的赐福与保佑送到了各街区、社铺,每一次游神就是一场镇民的狂欢。巡游之后的烧大爆则将这种狂欢推到了极致,“合镇几十万男女,竞相观睹”,即使“目乱烟花,鼻厌沉水”也不惜。
  明清时期,佛山庙会娱乐活动迅速发展,每一场庙会就是一次民众的集体狂欢,对于佛山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发展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明清时期,佛山虽然是南粤的富庶之地,但是以手工业为多,如陶业、冶铁业、爆竹业、炼制火药业等,大都是辛苦异常且危险的工种,因此当时佛山手工业工人生活是极为艰苦的。而当时文化娱乐并不发达,人们没有什么消遣来调剂这种紧张艰苦的生活,正好庙会的狂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活压力和苦闷,起到了一个情绪上的安全阀作用,使日常生活秩序得以继续维持。
  一般来说,在传统社会中妇女的言行有着种种限制,她们被禁锢在深闺之中,不能自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佛山的故家巨族也是如此,“故家巨族敦诗书,崇礼让。祠祭竭其财力,妇女罕出闺门”【15】。然而庙会却给了她们一个机会参加社会娱乐活动,所以妇女对此很热衷。“西城五月城隍庙,滥溅纱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为穿新买估衣回。”【16】佛山六月十九日观音诞,妇女与绅士一起参与,“绅士集南泉庙祀观音大士,妇女竞为观音会,或三五家,或十余家,结对醵金钱,以素馨花为灯,以露头花为献,芬芳浓郁泄户仄途,游人缓步过,层层扑袭,归来犹在衣袖间也。”【17】妇女平时都处于深闺之中,生活单调,趁着庙会可以与众人共同欢乐游玩,这对于妇女的身心健康是十分有益的。
  佛山是粤剧的诞生地,粤剧是在佛山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与佛山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明清时期佛山庙会活动十分频繁,而酬神演戏是庙会上的普遍节目,神功戏的需要为粤剧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明代佛山居民中酬神演戏的普遍存在和发展,使佛山成为清代粤剧诞生的温床”【18】。粤剧的创立年代是在清雍正年间,北京名伶张五因为躲避官府的追捕,南逃到佛山,用京戏昆曲来改造广东戏剧,最后形成了地方剧种粤剧,并成立了粤剧会馆——琼花会馆。琼花会馆建立后,规范了粤剧剧种,培养了大批粤剧艺人,促进了粤剧的发展。上文已经述及,佛山一年之中神诞庙会活动极多,如北帝诞,天后诞、龙母诞、普君神诞、观音诞、华光诞等,而每逢庙会必要演剧酬神,如此多的神功戏的需求,自然为粤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庙会上的各种娱乐活动确实对佛山人的日常生活和粤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因为演剧的频繁,导致戏棚、醮棚失火而烧死人和烧毁房屋的惨剧时有发生,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事志载:清嘉庆十年乙丑安宁里太上庙“演戏失火毙二十有二人”,清嘉庆二十四年“新填地演戏失火毙二十有五人”,道光元年辛己“灵应祠神回庙醮棚失火毙六十余人”。一些封建卫道士们也对演戏表示不满,明成化年间,石湾太原霍氏晚节公家箴亦说: “七月之演戏,良家子弟不宜学习其事,虽学会唱曲,与人观看,便是小辈之流,失于大体。一入散诞,必淫荡其性”【 19】,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来说,此说也不无道理。
  三 庙会的经济贸易功能
  佛山庙会是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兴盛的,同时它对佛山商业贸易和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反作用。庙会聚集人流,提供了商品交流和贸易的机会,对于佛山墟集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又由于庙会需要消耗大量的祀神用品,如门神、门钱、金花、蓪花、条香、爆竹等,因此促进了佛山手工业尤其是祀神用品行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佛山庙会盛况空前,锣鼓叮咚,弦歌绕梁,聚集了大量的人流,成为商品交易的好时机,北帝诞庙会“庙会之期,人烟辐辏,商贾云集,祖庙阶前,顿成闹市”【20】。佛山是水乡,镇内河涌密布,水道纵横,还有水上庙会,如鹰沙嘴太尉祠,内奉祀宋代温、许两太尉,“香火至盛,俗称临海庙是也。……每岁孟春演戏酬神,估舶云屯,至夏乃辍,他祠鲜能及也”【21】庙市持续几个月,可见其影响之大。庙会上交易的物品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和吃穿用度之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佛山庙会的出资者主要是商人富户,“凡迎神赛祷类皆商贾之为,或市里之饶者耳”【22】,“其商贾媚神以希利,迎赛无虚日”【23】。佛山商人热衷于组织庙会,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一些商人富户夸耀自己的财富,如佛山秋色赛会突出地体现了这点;二是娱乐的需要;三是祀神的需要,商人经商的风险较大,承受的压力自然就更大,举办庙会来祭祀神灵,心灵有了依靠,压力就得到了缓解;最后一点也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庙会聚集了大量人流,给商人带来了绝佳的发财机会,尤其是在专门的商业街区尚不发达的情形下,庙会的商业贸易功能显得更为重要,商人的逐利本能是他们热衷于组织庙会的根本原因。当然,庙会也为小贩和体力劳动者提供了谋生的机会,“凡迎神赛祷类皆商贾之为,……而肩贩杂肆藉此为生计,则食神惠者不知其几矣”【24】。正是因为庙会既能为商人富户提供发财机会,又能为贫苦百姓提供谋生的场所,因此庙会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凡迎神赛祷类皆商贾之为,……若禁抑之,使不得。仍其故习,此特便于吝竪而贫民不其馁而夫民相资相养”【25】。
  庙会的兴盛为商品交流和贸易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场所——墟集的发展。明清时期,佛山商品交易的场所有墟和市,墟和市虽然都是商品流通之地,但是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开市时间不同,“粤俗以旬日为期,谓之‘墟’,以早晚为期,谓之‘市’”【26】;服务对象有别,“墟期以日利四方,市期以早暮利近地”【27】;墟的建设和管理都有一定的规则,市的设置则比较随便,主要是为了方便近处的居民,“墟有廓,廓有区,货以区聚。盖犹有市域遗制。市则随地可设,取便买卖而已”【28】;在地位上墟比市重要,规模也比市大,当然在墟中交易的商品更多,获得的利润也比市大,“墟重于市,其利亦较市为大”【29】。佛山在民国前已有三墟,即表冈、塔坡和盘古,后再添建三墟,普君新墟、麻钉墟、太上墟,而市则由六市增加到十四市【30】。
  佛山墟集的发展与寺庙和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佛山墟集大都建在寺庙周围,民国前已建的塔坡墟(后名普君墟)和盘古墟,民国时新建的普君新墟和太上墟都是建在寺庙前,如太上墟就是于民国十一年建于太上庙前【31】;社亭铺药王庙前有大片墟地,每日清晨庙前墟地有几千织机工人在此待雇【32】,正所谓“只怜几度沧桑后,卖线尤依古庙前”【33】。为什么墟集要建在寺庙的周围呢?很显然,这是因为寺庙经常举行庙会等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人流,使得寺庙成了该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墟集自然就建在这些人流聚集的中心地带上。佛山由三墟六市而发展至六墟十四市,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庙会等祀神活动的频繁,刺激了对祀神用品的需求,佛山成了南粤祀神用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据《乾隆忠义乡志》云:“乡多年货,门神、门钱、金花、蓪花、条香、灯笼、爆竹之类,皆以一岁这力为之。至是乃列贩于市,四方来贾者肩摩踵接,喧闹为广郡最云。”【34】其“所制各式香烛、纸钱和爆竹等物品,久已驰名远近,而且工人多,出货快,资本足,可以赊购,这更招徕了远近的顾客”【35】。佛山祀神产品品类多样,有门神、门钱、金花、蓪花、条香、灯笼、爆竹等各式物品,都成了佛山的重要手工业。“灯笼佛山为多,爆竹神安司为多,每年贸易甚盛”【36】,“金花之业佛山为多”【37】,“门神行。咸同间此行颇盛。男女老幼恒有以钞写神相、门神、菠萝符为业者。”【38】祀神用品行业的繁荣,也促进了与之相关行业的发展,如染纸行,“按染纸为吾乡有名工艺”【39】,染纸是制作门神、门钱、金钱等的材料,佛山的染纸行就有朱砂年红染纸行、花红染纸社、杂色染纸行,从业工人逾千。此外还有扎作行,“本乡扎作极有名,人物故事尤精,外乡多来购之”【40】。祀神行业的繁荣,也养活了大批以此为业的工人,“门神、门钱、金花、蓪花、条香、灯笼、爆竹之属皆终岁仰食于此”【41】。
  佛山举办庙会频繁,也消耗了大量钱财,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清代文人张渠谓“计一会之费,可抵中人数家之产。此亦粤中陋俗。”【42】尤其是佛山烧大爆习俗被诟病,屈大均指责它“为淫荡心志之娱”,是“南蛮之陋俗”,浪费了社会财富,其偿爆习俗甚至导致贫困人家“鬻子以偿”。因为大量财富被用于祀神、庙会等活动,而没有投入再生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庙会是一种民俗事项,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人们日常休闲生活、社会经济贸易、社会整合、城市发展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论述了庙会的前两个方面,期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1] 张渠撰,程明校点:《粤东闻见录》卷上《好巫》卷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2]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三《乡事志》
[3]《重修东头张真君庙记》,《南海佛山霍氏族谱》卷十一
[4]《佛山市宗教志》,1990年,第55页
[5]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祠祀一》
[6]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
[7]《佛山文物》之万福台(内部交流),第84页
[8] 庆真堂重修记,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艺文志
[9] 引自陈志杰《粤剧与佛山古代民间工艺的成就》,《佛山文史资料》第八辑,第37页
[10]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志》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
[16] 得硕亭《草珠一串》,“游览”,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5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
[18]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19] 石湾《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卷三,《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节公家箴》
[20]《佛山文物》之万福台(内部交流),第84页
[21] 樊封《南海百咏续编》卷三,第28页
[22]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
[23]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三《乡事志》
[24]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
[25]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志》
[26]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一《舆地•墟市》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梁氏家谱》手抄本
[33]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艺文下,廖衡平:冈心烟市
[34]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
[35] 梁伯超:《悦城龙母庙》,《广东风情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36]《南海乡土志》,光绪抄本,植物制造
[37]《南海乡土志》,光绪抄本,矿物制造
[38]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
[39] 同上
[40] 同上
[41]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志》物产门
[42] 张渠撰,程明校点:《粤东闻见录》卷上《好巫》,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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