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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佛山木版年画的民俗研究价值
黄卫红 (佛山市博物馆馆藏研究部  副主任  文博馆员)
 
  佛山木版年画源远流长,是伴随着当地多姿多彩民俗活动的兴盛,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早在明代,佛山已形成生产行业,清代进入其繁荣兴旺时期,年产年画过千万张。佛山木版年画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朴鲜明的艺术风格,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家家户户年节必备之物,是岭南民间艺术宝库的一朵奇葩。佛山作为华南地区年画产地的代表,与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东潍坊、四川绵竹、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六大年画产地”。佛山木版年画在中国年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盛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深受广府地区及海外华人的喜爱,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华人聚居地都有着深厚的影响力。其丰富的实物遗存,是研究广府民俗的宝贵资源。

  一、佛山木版年画与广府民俗密切的渊源关系
  广东佛山地处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腹地,是明清时期闻名迩遐的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清代最繁盛时是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广南一大都会”[1] 。明清时期,佛山手工业生产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以冶铁、纺织、制陶业为主干,带动了金属加工、造纸、成药、颜料、木雕、爆竹、扎作、年画、刺绣等诸业的兴旺,“佛山一埠,为天下之重镇,工艺之目,咸萃于此”[2]。一百多个手工行业群芳荟萃,大小作坊店铺遍布,为我国中等市镇所罕见,它们共同推动了佛山古镇商业、手工业的全面繁荣。入清以来,佛山更发展为全国“四大聚”之一,与北京、汉口、苏州并驾齐驱。“商贾丛集,阛阓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省垣不及也”[3]。佛山作为岭南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可见一斑。
  在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社会背景下,佛山作为岭南广府民俗的孕育地之一,当地本已极为丰富的民俗活动,形式更趋多样化和个性化。一年之中,各类神诞赛会、行业师傅诞、岁时节令等民俗活动更为兴盛,且规模越来越大。农历三月初三佛山祖庙北帝诞,“举镇数十万人,竟为醮会”[4]即为一例。因而,以为民俗活动服务为主的木刻年画,在佛山发达的纸制品业、木雕业、颜料业的物质、资源、尤其是技术的支撑下,亦得以蓬勃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就有这样的记载:“乡多年货,凡门神,门钱、金花、通花、条香、炮竹之类,皆以一岁之力为之,至是乃列贩于市,四方买者肩摩踵接,喧闹为广郡最云”。佛山木版年画因在广东佛山生产而得名。“门神行,咸同此行颇盛,男女老幼恒有以钞写神相、门神、波罗符为业者,在栅下锦澜等铺尤多”[5]。清初直至抗日战争前,为佛山年画生产的鼎盛时期,即使在清末民初时,店铺作坊仍多达200多家,从业者数千人。年画的销售商号历来均集中在镇内福禄新街、福禄通街、福禄里、(今福禄路)水巷一带,此地商肆林立,成行成市,遂成为古镇特有的年画集散地。
  佛山年画有手绘、木板套印、木印填色三种,以线条粗犷、色彩绚丽、造型简练、构图饱满、装饰性强为特色。佛山年画借鉴本土民间工艺,形成自身与其它地区年画不同的特色:第一:使用佛山著名特产“银珠”配制的红丹作底色,色彩强烈富丽,有“万年红”之称,适合南方日照时间长的环境而经久不退色,成为佛山年画的显著特征。第二:借用佛山铜凿剪纸、福笺、神衣的本土艺术效果,用金银粉色在人物衣饰上作精细的装饰勾勒,俗称“写花”,使之富丽堂皇、熠熠生辉,极富民间画的韵味,为其它地区民间年画所罕见。第三:线条粗犷刚劲而流畅,构图饱满稳重,独具朴拙质雅的乡土气息,适合珠江三角洲人的审美习惯,以及将神像张贴于神龛的大效果视觉需求。第四:在形式上灵活变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有门画、神相、榜边、灯画、祥符等。佛山年画在线条处理、构图格调、设色技巧、题材选择上都具有广府文化细腻的艺术特征。
  由于年画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反映的是民间生活和民间习俗,所处地域、历史和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各地都形成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风尚,因审美情趣、题材选择的差异而各具浓厚、鲜明的地方色彩,各擅胜场。比如:天津杨柳青擅长戏曲故事、美女、胖娃娃、时事趣闻:江苏桃花坞以戏文、风俗世事、人生礼仪、农事画为多;河南朱仙镇喜用民间传说、演义小说故事;四川绵竹则多用历史故事、动物花果等。佛山木版年画既源于广府民俗,亦受广府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在题材方面充满广府文化特有元素,无不与当地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据统计,佛山木版年画以民间信仰神像画、岁时节令应景画、礼俗画居多,尤以神像画为大宗,也是佛山年画区别于其它地方的一大特色。

  二、佛山木版年画是广府民俗的重要载体
  佛山古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明清时期享誉岭南的剪纸、年画、金花、灯色、扎作、木雕、砖雕、灰塑等民间工艺,无不与当地民俗民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处都反映了广府民俗事像、民俗心态,而体现得比较全面、深刻的,当数年画最具代表性。
  (一)广府民俗活动的有形展现
  出秋色、迎神赛会、北帝出游、上元灯宴、提灯会、烧花炮、摆神供、赛龙舟、舞十番、舞龙狮、八音锣鼓、生菜会、乡饮酒礼……,佛山古镇数百年绵延不绝、多姿多彩的民俗事像最能体现广府民俗的风格,它大大地丰富了佛山年画的题材。佛山年画是名副其实的民间民俗与民间艺术的结合体。下面试举几款具代表性者为例:
  1、《舞金龙》
  舞龙活动全国各地皆有,但广府地区的花样特别多,且别具一格。佛山镇明代兴起的“出秋色”民俗游艺活动,舞龙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有“无龙不成秋色”之谚。随着清中叶佛山扎作业的兴盛,舞龙活动更为活跃,有草龙、火龙、金龙、纱龙之分,是佛山最具特色的民俗事像。年画《舞金龙》画面上拿旗牌的、举帅旗的、耍龙珠的、敲锣打鼓的各显其技,充满热闹喜庆的气氛,它生动地记录了佛山历史上民间舞龙游艺活动的盛况。
  2、《放纸鹞》
  风筝在当地古称“纸鹞”。广府地区重阳节有放纸鹞的习俗。清初以来,佛山有专门的民间组织“放鹞会”,“南海之佛山,岁九月十日为放鹞会。先期主者悬于鹞场,鹞皆以白楚纸为之……”[6]。“放纸鹞”来源于民间避疫去灾的习俗,人们认为放纸鹞可把灾难和病痛放飞。这幅年画绘画了一群天真活泼的孩童在春和景明之日放纸鹞玩耍嘻乐的情景,妙似写生而来,将此时民间放纸鹞活动情况形象地定格在年画作品上。
  3、《鱼灯童子》
  鱼灯是一种富于水乡特色的扎作工艺,为佛山秋色活动的一个重要表演形式,盛行于清代,顺德大良每年还举办“鱼灯会”以喻庆丰收。佛山的正月上元开灯宴、八月十五竖中秋、神诞建醮、嫁娶迎亲,无不大量采用独具地方特色的鱼灯。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载:“上元开灯宴,普君墟为灯市。灯之名状不一……,曰鱼灯、曰虾灯、蟾蜍灯……”。民间有诗曰;“履端六月趁墟期,灯市繁华色色奇。最羡鱼灯成比目,树头花底缀双枝”。可见鱼灯在各类民俗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该年画寓意年年有余,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喜用的年画之一。
  4、《状元及第》
  年画刻画的是封建社会一青年高中状元衣锦还乡的场景。状元及第是中国自科举制度以来,读书士子的最高荣誉和最显赫的头衔。不难看出,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一旦高中状元,就等于开启了通往仕途的道路,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佛山年画把这一时刻的程式道具、人物情态、情景物品等都描绘得非常形象和细致。情节生动,人物鲜活,场面隆重,真实地展现了当时这一独特的民俗事像。
  上述这类以当地多种民俗事像为题材的年画,在佛山木版年画中颇为常见,数量亦占相当的比例,这固然是佛山木版年画的特色所在,然而更重要的是其民俗研究价值的重要体现。
  (二)广府民俗观念的形象体现
  传统民间年画最能反映中国人的内心感情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心理。对此,佛山年画同样也有充分的表现。下面,就佛山木版年画中最常见的广府民俗观念,举要略说于下。
  1、神灵信仰
  粤人自古崇尚鬼神。《魏书﹒僚书》谓岭南之僚民“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也有“粤人尚鬼”而“佛山尤甚”的说法。通过崇祀鬼神活动,开展各种娱乐,寄托人们的理想和愿望,构成了岭南广府文化“经世致用”的一大特色。古代佛山神庙众多,各种迎神祭祀活动频密。根深蒂固的泛神灵信仰令神像画需求量非常大,每年销售多达十数万张,在佛山年画中占有很大比重。神像画多取自释道诸神及民间行业神,如北帝、关帝、释迦牟尼、八仙、观音、玄坛、财帛星君等,几乎包括中国民间所有佛道神仙,是佛山年画的一大特色。随着时代的演变,神像画由原初驱邪禳灾的护佑功能逐渐发展为兼有纳福迎祥、招财进宝等多种功能的保护神,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广大民众对未来生活的意愿和祈望,也反映了古代岭南民间神灵信仰习俗和广府文化的兼容性。
  2、子嗣延宗
  看重子嗣是中国家族观念的产物。象征人丁兴旺、子孙繁衍的吉祥图案是民间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佛山年画的主要题材及装饰纹样。《天姬送子》、《麒麟送子》、《红梅多子》等顺应民间多子多福的观念;保护儿童无病无灾、健康成长的《护生图》、《孙悟空座镇》、《镇宅神虎》等年画广受民间欢迎;《五子登科》年画则引自《宋史.宝仪传》故事,提倡人们修身行善,教导孩子刻苦学习,贤德继世。这类年画表现了人们对子孙昌盛、家族兴旺的理想追求,这种以血缘系统为核心的文化心理,不仅影响到人民的文化生活习俗,同时也反映到民间年画的创作观念上来。
  3、祈祥纳福
  民间年画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之说,借助民间艺术品寄托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处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奴役和剥削下,老百姓常年困守于封闭的文化圈内,即使生活异常艰难,但他们总是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佛山年画中如《爵禄封侯》、《加官进爵》、《引福归堂》、《招财进宝》、《万倍黄金》、《八仙贺寿》、《凤凰牡丹》、《龙凤呈祥》、《福禄寿全》、《五谷丰登》等寓意吉祥如意、辟邪纳福的题材,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繁衍、圆满幸福的善良愿望,凸现了广府人凡事讲“意头”、重“口彩”的特点。他们以艺术的虚构,来展现对和谐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潜动力。
  4、道德教化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是崇尚伦理道德的民族。佛山年画的题材不少蕴涵教育人们为善戒恶、尊老爱幼、忠义节孝、家庭和睦等传统道德的观念。如《和合童子》、《和气生财》就有“和谐好合”、“家庭和睦”的丰富含义,蕴含着中国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这些题材在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仍有积极的意义。又如,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原则,是凝聚民族,传承文化的重要心理机制。年画《二十四孝图》描绘了古代广为流传的24个孝子故事,含有深刻的教化意义,是封建社会中人伦道德、民族意识的有形表达。再如《天赐黄金》年画,描绘了财神向人间赐予财宝,画面书有一行字“天财地宝终归善”,意味人的一生中多做好事、善事,福神才会赐予财富,用意独具匠心,体现了中国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致富观念。民间年画传承古代绘画 “明劝戒,著升沉”这一优良传统宗旨,它通过年画的宣传教化,对强化道德修养、善化社会风气,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佛山木版年画就像民间习俗百科全书中的一部图画词典,原汁原味地记录和再现了此时期重要的广府民俗事像。寄托了劳动人民朴实、纯真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他们道德伦理观念标准下作出的对善与恶、美与丑的认识和褒贬,展现了人们崇尚正气、向往祥和社会的深刻思想内涵。它本身既是一种民俗事像,也是广府民俗的重要载体。

  三、佛山木版年画与广府民俗息息相关
  岭南广府文化是中原文化、岭南海洋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大融合,佛山年画在传承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仅能紧密结合本土的民间习俗,而且还善于迎合广府民俗求安宁、求生存、安居乐业的心理需求,在形式、题材、工艺上不断丰富并有所创新发展而独具特色。
  首先,作为广府文化的重要一翼,与当地习俗息息相关的年画文化具明显的地域文化特性:新春佳节,红彤彤的年画带着吉祥美好的祝福走进千家万户,使新年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正月十五上元灯开灯宴、中秋佳节是岭南地区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有买灯色、挂灯色的习俗。那五彩缤纷的走马灯、瓜果灯、通草灯、鱼鳞灯、刨花灯、芝麻灯、谷壳灯琳琅满目。装饰其上的就是门神行木版印制的灯画。“夜战马超”、“哪咤闹海”、“钟馗出游”、“娱乐升平”……,一幅幅生动的木版画随着烛光煽轮,徐徐转动,为传统的民间节日增添了喜庆、团圆的气氛;新婚时房门张贴一对《天姬送子,状元及第》寓意天赐贵子,夫妻和美,日后高中状元,富贵及家的美好祈愿;家有孕妇,挂上一幅《护生图》以保产妇顺利分娩,饱含庇佑生灵、传宗接代的含义;子弟入塾读书,厅堂挂上一张《魁星踢斗》,象征科举中取、一举夺魁、光宗耀祖的祝愿。南海神庙“洪圣王”诞日,珠江三角洲一带乡民云集神庙,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拜神后,必购买《洪圣广利王》、《钟馗》、《紫薇》《齐天大圣》等神像(俗称菠萝符)回家张挂,祈望能镇宅治邪,保佑家人平安;农历七月初七“乞巧节”,未婚姐妹们组织的“七姐会”午夜时跪拜七姐,焚化一张《鹊桥会》,向七姐乞求灵巧和智慧,愿来日嫁得如意郎君……,凡此种种,无不反映了佛山年画具广泛的适应性。在日常生活中,大凡岁时节令、赶集庙会、祖师神诞、安家迁居、升官授职、酬师谢神、道场打醮、生子弥月等民俗,都必有年画点缀其盛,与人民群众的民俗心理密切相关。多式多样的年画制品,在形形式式的民俗事像中大派用场,为丰富各种民俗活动营造了热闹的氛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佛山年画文化对广府民俗方方面面需求的周详服务,也正是广府文化“经世致用”核心思想的典型反映。
  其次,佛山木版年画作为人民大众民俗心理的重要反映,其题材内容、形式构图、寓意内涵都从不同角度适应了不同群体的民俗心理需求。既有百姓崇尚的历史人物,寓意吉祥美好的瑞兽,日常崇祀的仙佛等等。无论是百姓家居生活的厅堂、卧室,还是祠堂、畜舍等,都有相应类别的年画装饰。仅以门为例,就有挡刹辟邪的《持刀将军》、招财引福的《钟馗》,寓意丰收的《禾花童子》;贴于卧室门上的就有象征多子多福的《麒麟送子》;和谐好合的《和合二仙》;还有张挂于大厅护佑平安的神像画,装饰于厅堂、房间寓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榜边画;用于美化装饰的商品包装画、灯画,祈求吉祥的祥符等,这些反映民间乡土文化心态的年画,均具明显的装饰趣味和极高的实用价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小型的祥符、榜边画,为迎合人们生活、生产、习俗需要,利用旧形式,注入新内容,或将寓意吉祥的年画预留空间,视购买者需要,添加不同的文字内容;或把传统的木版年画加印商家店号广告宣传文字等等,表现了广府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拘传统,在追求不断适应社会需求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由于佛山木版年画在内容、形式上的鲜明特色,尤其在习俗需求以及民俗心理上的广泛适应性,是以在清代佛山的年画曾盛极一时,开创了单门神就日产12000多对的记录。栅下、锦谰铺一带年画作坊连片,“家家印年画,户户写神像”的火红场面是当时佛山年画业繁盛的写照。“门神、门钱、金花、通花、条香、灯笼、爆竹之属皆终岁仰食于此”[7]。成为佛山重要手工行业。此时期佛山年画不仅畅销本地及四乡,而且还远销广东、广西全境以及福建、湖南、贵州一部分地区,乃至南洋群岛,因此佛山年画日产之高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见,佛山木版年画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与广府民俗密不可分。由于年画在各类民俗活动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此地民俗活动的长盛不衰,直接导致了年画及其生产行业长期得以生存和发展。认真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不同时期年画这一载体及其功能的深入研究,将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各时期民俗活动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变,提供更有力的实物依据。

  四、佛山木版年画是研究广府民俗的宝贵资源
  佛山年画不以精巧细腻的工艺著称,不以富丽堂皇的装饰见长,看起来倒是有点“俗气”,带有淳厚质朴的乡土味,这正是地方民间艺术的特征和民俗文化的鲜明特点。通过这些民间艺术品,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和研究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广府民俗。 不仅如此,从上述实例的分析看,佛山年画本身也是审美传播、文化流通、道德教育、信仰传承的重要载体。这些特点,是其它画种所难以比拟的,这意味着佛山年画除了具有美术价值以外,还具有研究岭南地区历史、政治、风俗和民众生活心态及思想追求等方面的形象数据价值,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具有很高的人文科学价值,是我们研究广府民俗的宝贵资源。
  首先,佛山年画是广府民俗活动聚焦式的定格,它具像地展示了广府地区岁时节令、婚嫁喜庆、赛会游艺、信仰祭祀等习俗。林林总总的场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广府民俗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比如,南狮相传起源于佛山,醒狮的扎作和表演历史悠久,由于属于一种民间自娱自乐、练武强身的游艺活动,史籍记载几乎是空白,更没有留下图象资料。南狮的形状、颜色、配置的敲击乐,醒狮的动作形态、活动场景等相关情况无从考究。在年画作品中,描绘醒狮的图像则为我们提供了形象的宝贵资料,对考证、研究佛山著名民间扎作工艺“狮头”以及醒狮活动及武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例证。
  其次,佛山年画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是广府地区民风、民俗心理一种具体的展示,它通过形形式式的题材,集中反映了本地区人民群众的民俗心理,是研究广府地区人文风情、人民大众思想心态的重要实物资料。例如佛山年画中神像画相当大宗,不但品种繁杂,销量也相当惊人,其产生和发展与古代岭南民间信仰兼收并蓄和多神崇拜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探讨岭南民间信仰发展轨迹的珍贵资料。另外,佛山年画所体现追求和谐,崇尚和美的思想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要义。其中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可以为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也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资源。
  此外,佛山年画还是广府地区历史发展、地方风物的一种形象的展示。一些年画作品通过某些社会变革或人们经济活动的题材,有意无意地表现了当地的时代习尚和社会风俗,如房屋建筑、家具摆设、生产用具、交通工具、以及人物的服饰装束等时代特点,从而给地方民俗研究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图象资料。
  我国民间年画和民俗研究起步较晚,民间的世风世情,过去在正史中比较少见,而年画往往是不同历史时期世俗民风的一面镜子,在过去没有录象、录音的情况下,无疑是民俗研究重要的图象资料。佛山是岭南广府文化的孕育地之一,传统的广府文化意识在佛山年画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因而佛山年画将为我们今天研究广府地区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美学、考古学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既有不少民俗事象的有形展现,又有多种民俗观念的图形展示,是佛山木版年画的显著特征之一。目前所存各种题材的佛山年画,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载着大量的广府民俗文化信息,尤其是其中的图形、实物、色彩、形制等文字难以表达的事物,是研究广府民俗不可多得的宝贵图象资源,与通常搜集文献记载史料、或进行社会调查的研究相比较,无疑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上述种种实例又说明,在特定的节令、特定的地点张贴特定的题材的年画,本身就是一种民俗。某种民俗活动所使用的特定题材的年画,应是这种活动的民俗观念、神灵信仰、理想追求的重要反映。因而,佛山木版年画所蕴涵的方方面面的民俗观念,从民俗学研究的角度看,亦具有相当高的科研价值。古镇林林总总的年画与多姿多彩的广府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说明,佛山年画是适应广府民俗的各种需求而产生和盛极一时的,是以其广泛的适应性为形形式式的广府民俗服务的。从本质上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年画,必须适应这一时期民俗活动的需求,才能得以流传于世。因而,佛山大量的木版年画实物,必将为我们研究各时期广府民俗的丰富内蕴及其发展演变,提供客观的、准确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而使广府民俗研究工作有一条新的思路。

注释:
[1] 乾隆《重修佛山经堂碑记》
[2]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第5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4]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器语》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5]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
[6]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叶春生:《广府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宗教信仰》,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

本文2006年9月发表在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和谐社会与文博事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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