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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六大“非遗”:从历史走向未来
申小红 (佛山市博物馆办公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上升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走上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时期。从新世纪之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发布,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生效,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在积极主动的情势下进行。
  “肇迹于晋,得名于唐”的千年古镇佛山,历史上是全国四大名镇和“四大聚”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六项入围,它们分别是:粤剧、石湾陶塑技艺、广东剪纸、佛山木版年画、广东醒狮、龙舟说唱。

  一、粤剧
  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南国红豆”的粤剧,又称广东大戏或广府大戏,属于皮黄系统,受昆、弋、汉、徽、秦、湘等剧种的滋润和影响,各取其长,自成一格,既与传统的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著名剧作家田汉将粤剧表演艺术概括为“热情如火,缠绵悱恻”。其丰富优美的唱腔;独特瑰丽的服装、脸谱;吸收了本土艺术八音、木鱼、粤讴的民间传统音乐;别具一格的粤剧例戏,精美见称的舞台布景,无不彰显岭南文化特有色彩,多达 11360个的剧目更堪称世界之最。
  早在汉代,佛山的表演艺术已十分盛行。在明初已有“杂扮故事”、“七月七之演戏”等戏剧表演记载。佛山“琼花会馆”建于明代中叶,是最早的粤剧行业组织,至今,粤剧行内仍有“未有八和,先有吉庆,未有吉庆,先有琼花”之说。明代,佛山民间演戏活动繁盛,本地戏班相继出现,嘉靖年间 (1522~1566年),建立了戏行会馆,称为琼花会馆,馆址设在佛山大基尾,因供奉戏行祖师“华光”,故又称之为琼花宫,为本地戏班艺伶排练、教习、切磋艺术之地,也是当时戏班管理的机构。在会馆附近的水涉头边立下一石碑,上刻 “琼花水涉”四字。艺伶在水涉上落戏箱,乘船到各地演出。作为粤剧的行会,琼花会馆有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会馆内设慎和、兆和、庆和、福和、新和、永和、德和、普和等八堂,分别统管所属会众。琼花会馆的出现,说明佛山已成为当时粤剧发展的中心。
   清初,佛山戏剧活动相当兴盛,因不断吸收广东音乐、民谣曲律,改用粤语演唱,融入南派武术,使用大锣、大鼓、大笛、喉管,形成了生动传神、语言通俗、声腔独特、武打新奇的风格,是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一大地方剧种。粤剧戏班以红船作交通工具巡回演出,故粤剧艺人又称为“红船子弟”。
   据记载当时佛山镇方圆十数里之地已有大小戏台 30余个。清代有这样一首竹枝词:“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可见当时粤剧活动之盛。
   清同治七年( 1868年),两广总督瑞麟为母亲祝寿,选戏班演戏助兴,粤班名角武生邝新华、花旦何章(人称勾鼻章)、小武大和、小生师爷伦、男丑鬼马三等艺人应征入府演戏,何章反串饰演杨贵妃,仪态万千,博得总督一家称赞,邝新华、何章乘机代表粤伶向总督请求解禁粤剧。同治八年(1869年),兰云向清廷奏准粤剧解禁,粤剧戏班得获复业。邝新华等粤剧艺人倡议在广州建立八和会馆,取“和翕八方”之意,以代佛山琼花会馆,粤剧活动中心转至广州,而佛山亦变为各戏班巡回转接的中心地点。
  粤剧文化名人大都出自佛山。近一百年来,有辛亥革命前后对粤剧作过重要革新的黄鲁逸、张始鸣;一派宗师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名伶李雪芳、姜魂侠、新珠、李海泉、梁荫棠等,在粤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黄鲁逸等建立了志士班,对粤剧进行了种种改革,培养粤剧人才,粤剧艺人李文甫等还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二十年代初,省港班的崛起,“薛(薛觉先)马(马师曾)争雄”,促进了粤剧的改革和兴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粤剧得到繁荣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粤剧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粤剧经过数百年兼收并蓄,不但流行于粤、桂、港、澳、台地区,并随着粤籍侨民散居各地,传播到亚洲、美洲、澳洲、欧洲、非洲,成为海外拥有最多观众和最有影响力的剧种,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石湾陶塑技艺  
  由于佛山历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造就了不少能工巧匠,所以这里陶塑工艺品很多,也很出名,享有“石湾瓦、甲天下”之称。石湾陶塑历史久远,代代艺人承先启后,佳作不绝、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石湾艺术陶器的生产始于唐代。唐代石湾窑烧制陶瓷,采用平面近似半椭圆形的馒头窑;釉色以青釉为主,酱釉次之;制作技术与工艺则轮制与手轮兼制并用;产品以日用器皿为多,常见的有碗、碟、壶和丧葬用的高身陶坛、三足香炉等。
  唐末,陶瓷器皿造型更趋简洁优美,款式多样,壶多为长流,流与柄和壶口几成平行,壶身往往作成瓜棱形,并有梅瓶、玉壶春等式样。碗有爪棱形、葵花形,而以斗笠形最为流行。
  宋代是陶瓷极盛时期,整个社会的消费时尚推动了陶瓷业的空前发展。从事陶瓷制作的窑场遍布全国,日用陶瓷、建筑园林陶瓷和艺术陶瓷的品种急剧增多,造型、款式日益翻新,因而后世有"唐八百、宋三千"的赞誉。琉璃瓦脊的出现确立了石湾陶艺的面貌,它既被人们珍重,又不必在密室里珍藏。宋代的釉色品种也远比前代丰富。除传统的黄釉、黑釉、青白釉之外,还创造了彩釉、花釉、窑变釉等。 装饰纹样更为新奇多样,装饰手法更加丰富多采:刻花、划花、印花、绘花、堆贴、浮雕以及运用树叶、剪纸贴饰等等。陶瓷器生产是宋代经济中最重要的商品生产之一,外销商品中绝大多数是陶瓷器。为适应外销扩大对外贸易,陶瓷业逐渐从内地向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发展。
  当时石湾陶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是交通便利和陶土比较丰富。官窑水道渐趋淤浅,水运交通中心不得不移至佛山和石湾。佛山与石湾相连,汾江和东平河直通广州,产品运往广州出口十分便利。石湾一带又有陶泥岗沙,取材方便,于是本来就有陶瓷业基础的石湾便很快发展成为岭南重要的陶器生产基地。
  宋代石湾生产的日用陶器,造型及装饰手法都注入了艺术表现形式,器形饱满、均衡,线条流畅,富有变化,种类也比唐代丰富得多,有魂坛、堆贴瓦檐重叠式矮身陶罐、彩绘花瓶、陶琴等,涉及器皿、文玩、动物、人物等各个陶塑类别。石湾陶器五弦琴,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是案头文玩类陶塑的佳作。
  作为民窑,石湾一直面向广大民众,因此,陶塑艺术均以实用为原则,并将秀美与实用结合在一起,有着明显的装饰特色。石湾陶塑艺术与建筑的关系尤为密切,为了适应祠堂、庙宇和一些建筑的装饰需要,花盆、鱼缸、花座、花窗、影壁等制作艺术得以发展。为了满足宗教活动需要,石湾大量制作了偶像、门神。石湾后来的观赏、玩赏类陶塑艺术是从实用性很强的准艺术脱胎而来的,所以也带有实用性的痕迹。
  石湾许多陶工是宋元官窑和钧窑制造者的直接后裔。因石湾窑是广窑,故又称“广钧”。石湾陶石除仿钧釉外,后来还广泛仿烧其它名窑釉色,如仿哥窑的“冰裂纹”、龙泉窑的“梅子青”、建窑的“鹧鸪斑”、磁州窑的“铁绣花”和汝窑的“玻璃绿”等。
  石湾三彩花瓶在施釉工艺中吸收了唐三彩风格。因其质地的差异,烧制温度的不同,所以产生形成了自己粗犷纯朴的艺术特色。
  明代以后,种类和题材则渐趋广泛,渔、樵、耕、读、牧、奕、饮、琴、游、戏乃至拍蚊、搔痒、挖耳等等百姓日常劳动、生活情景,各类花鸟虫鱼、野兽家畜与菜蔬瓜果等百姓熟悉的事物,以及达摩罗汉、观音、寿星、济公、八仙、钟馗、关公等等百姓熟悉与喜爱的神仙人物与历史人物,都在石湾陶塑艺术中得到真实生动的表现,褒忠贬奸、扶正嫉邪、祈福求安、尊老爱幼等等百姓的道德观念与社会态度在石湾陶塑艺术中得到传神的体现。因此有人称石湾陶塑题材“堪称为一部浓缩的中国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

  三、佛山剪纸
  佛山剪纸历史悠久,源于宋代,盛于明清时期。从明代起佛山剪纸已有专门行业大量生产,产品销往省内及中南、西南各省,并远销南洋各国。
  佛山剪纸按其制作原料和方法分别有铜衬、纸衬、铜写、银写、木刻套印、铜凿、纯色等大类。其利用本地特产的铜箔银箔,用剪、刻、凿等技法,套衬各种色纸和绘印上各种图案,形成色彩强烈、金壁辉煌,富有南方特色的剪纸。佛山剪纸既有纤巧秀逸、又有浑厚苍劲的表现手法,按使用的需要而选材施艺。
  在古代,剪纸主要用途是节日礼品的装饰、祭祀装饰、刺绣雕刻图样、产品商标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佛山剪纸在传统的基础上,以其构图严谨、装饰性强、剔透雅致、金壁辉煌的特点,多以反映时代生活题材为特色,开创了传统艺术创新之路,在我国剪纸艺术中较具代表性。
  佛山剪纸,历史悠久。早在宋、元之间,已成为商品生产,至清代乾隆年间为鼎盛。佛山剪纸艺术,在制作上有剪、刻两大类,刻纸是在民间剪纸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群众的需要而兴起的。刻纸利用佛山名特产铜箔和色纸作主要原料,具有色彩丰富、苍劲豪放等独特的地方风格。在制作方法上,有材料刻纸、写料刻纸、纯色剪纸三大类,以铜衬料、铜写料、铜凿料为最具特色。
  铜衬料是用刻刀在铜箔上镂刻出画面线条、骨架,然后根据制作设计需要,在背面衬上色纸;铜写料是绘画与剪纸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先用刻刀在铜箔上镂刻出画面的外轮廓,然后用胶水调粉彩,绘画画面。铜凿料与铜写料大致相同,其特点是画面或人物轮廓是用特制的凿子凿成一点点凸出的珠子般的线条,空间不需刻通,而是以粉彩绘画成金辉灿烂、色彩斑斓的画面。
  佛山剪纸的题材,绝大多数是劳动群众所喜爱的,寄寓如意吉祥的花鸟鱼兽,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人物和民间故事。如“龙”、“凤”、“鲤鱼”、“孔雀”、“四时瓜果”、“福禄寿全”、“和合二仙”、“六国封相”、“唐明皇游月殿”、“嫦娥奔月”、“八仙闹东海”、“赛龙舟”等等。铜凿料的色彩,以粉红、玫瑰红、粉蓝、红丹白等为主,和谐夺目。铜衬料的衬色以橙红、粉红、槐黄、芥黄、紫、深绿和浅蓝为主,画面鲜艳调和。
  佛山剪纸在本地民俗中有着重要地位,无论岁时节日、婚丧嫁娶、寿辰祭祀、交际礼仪,以至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儿童玩具都喜欢用剪纸作装饰。如春节,家家门楣上都贴上“五福临门”的横批,在横批下帖上五张铜衬料福字笺花钱;大神、祖先、门官、土地、灶君、井神等,在左右上角都插上一对“金花”;过去,佛山有金花行,生意兴旺。大神的金花有二层或三层,每层一张铜凿料剪纸,中间用通木架起,下层大、上层小,富于立体感,金花上还用绒球作装饰,十分夺目。图案多以金瓜顶、莲花座、中是左右招财童子。其他家神所用金花大致相同,祖先神用中号,其它神用小号,也是一至二层不等,婚嫁喜庆,所用礼盒、礼品都用剪纸贴上作装饰;七月摆七夕时,妇女们用剪纸装饰果盘、香案、烛台,放贡品的碗也用剪纸盖顶,姑娘们精心制作的冬瓜灯、芝麻船、柚子等以及各式人物扎作,都少不了用剪纸作装饰。通常,乞巧节所用的剪纸,也是姑娘们比手艺的项目之一。炮竹包装用剪纸作装潢、烟袋、茶箩(盛茶壶用)、米缸、甚至眼镜盒,人们都喜欢用剪纸作装饰。
  此外,用的较多的是祭祀品。佛山俗例,丧祭要做七个“七”,每个“七”都要焚烧大量的祭品,尤其以“三七”为甚。所烧有金山、银山、金桥、银桥、大屋及屋内陈设、衣服鞋等等。这些纸扎品全都贴上剪纸装饰,如柜箱面和四角都贴上图案剪纸,连手帕都用剪纸作图案。
  多彩多姿的佛山民俗,促进了剪纸的发展,而剪纸工艺的蓬勃发展,使佛山民俗更具地方特色。

  四、佛山木版年画
  佛山木版年画创始于明代永乐年间,历经清一代的繁荣,有五百多年历史,是岭南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辞海》记:“佛山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年画之一,是华南地区著名的民间木版年画,因在广东佛山镇生产而得名。” 它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朴鲜明的艺术风格,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家家户户年节必备之物,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国华人聚居地都有一定的影响,是华南地区年画产地的代表,佛山木版年画因在广东佛山生产而得名。“门神行,咸同此行颇盛,男女老幼恒有以钞写神相、门神、波罗符为业者,在栅下锦澜等铺尤多”。清乾隆到抗日战争前期为佛山年画生产的鼎盛时期,店铺作坊多达200多家,从业者数千人,鼎盛时单门神就日产11000多对,“家家点染,户户丹青”的火红场面是当时佛山年画手工业繁盛的写照,成为佛山重要手工行业。
  佛山年画有手绘、木板套印、木印填色三种,以线条粗犷、色彩绚丽、造型简练、构图饱满、装饰性强为特色,内容多是“神茶郁垒”、“秦叔宝、尉迟恭”、“福禄寿全”、“五子登科”、“加官进爵”、“天姬送子”、“和合二仙”、“金钱童子”以及各种神像和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题材广泛,表现人民的希望和理想。
  装饰手法上突破传统,使用佛山著名特产“银珠”制成的红丹作底色,色彩强烈富丽,有“万年红”之称,适合南方日照时间长而经久不褪色的环境;人物衣饰上的花纹用线条流畅的写金描银渲染,俗称“写花”,极富民间画的韵味,为其他地区民间年画所罕见,成为佛山年画的显著特征;在表现手法上,善于结合当地风俗民情,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在形式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有门画、神相、榜边、灯画、祥符等。佛山年画在线条处理、造型格调、设色技巧、题材选择上都具有广府文化的细腻艺术特征。
  佛山年画使用红丹、金银色加强画面的装饰效果,红色表示喜庆和吉利,而红丹又是佛山著名的地方特产。年画以红、桔红、黄、绿等色来套印,在人物盔甲、袍带上饰绘金银图案纹样,使神象画更显金碧辉煌。佛山年画线条粗犷,简练有力,构图饱满,富于装饰,形成独特的地方风格。
  春节张贴年画的风俗由来已久。在明以前,人们多用石刻虎、狮放于门前左右,以示驱邪示威。自年画兴起后,人们在腊月廿四以后,便开始张贴春联、挥春和门画,民间俗称贴门神,以作驱邪纳福。   
  佛山门画生产过去年产100多万时,城乡都喜用。1966年后,佛山年画被斥为“封建迷信品”停止生产。1975年后恢复生产,主要供出口。而今,城市居民贴门画之俗渐少,而市郊及各县农村仍存贴门画风俗。
新春佳节,—对对门神、一张张年画,带着百姓对来年美好的期盼走进千家万户。民间年画以喜庆的内容,吉祥的造型,浓烈的色彩,使新年的民俗活动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正月十五上元灯开灯宴、中秋佳节是佛山历史上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有买灯色、挂灯色的习俗。装饰其上的就是门神行印制的灯画。“芭蕉仕女”、“明月美人”、“夜战马超”、“哪咤闹海”、“钟馗出游”、“娱乐升平”……,一幅幅生动的木版画随着烛光煽轮,徐徐转动,为传统的民间节日增添了喜庆热闹的气氛。
  娶亲嫁女是人生大事,俗语有:“大登科状元及第,小登科洞房花烛”,新房门口张贴一对《天姬送子,状元及第》寓意天赐贵子,夫妻和美,日后高中状元,富贵及家。吉祥、明艳的年画令新人心身愉悦,为喜庆的日子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景象。家有孕妇,挂上一幅《护生图》以保产妇顺利分娩,饱含保佑生灵的含义;婴孩满月,初为人母要“担满月”回娘家报喜。装有鸡鸭家禽、乌醋姜、生果米酒的箩筐上,贴饰取意吉祥、象征好意头的年画,与亲朋好友分享添丁的喜悦,接受大家的祝福。农历七月初七“乞巧节”,未婚姑娘组织的“七姐会”在庭院焚燃香烛,摆上瓜果、慕仙秧及手制工艺品跪拜七姐,午夜时焚化一张木刻年画《鹊桥会》,向七姐乞求灵巧和智慧,愿来日嫁得如意郎君;南海神庙“洪圣王”诞日,珠江三角洲一带乡民云集神庙,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拜神后,必购买《洪圣广利王》、《钟馗》、《紫薇》、《齐天大圣》等神像,俗称菠萝符,回家张挂,祈望能镇宅治邪,保佑家人平安。
  在日常生活中,大凡岁时节日、赶集庙会、祖师神诞、安家迁居、升官授职、酬师谢神、道场打醮、生子弥月等民俗活动都有年画点缀其盛,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五、佛山狮舞
  舞狮在中国,原是一种以自发性、娱乐性、随意性为特点的民间传统文体形式,经过两千多年来的嬗变发展,其形式、种类繁多,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已由一般的表演活动,发展成为一项集娱乐、喜庆、竞技和健身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文化体育活动,并开始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竞技化、国际化的发展轨道。狮子的形象庄严威武,从古至今都被民间视为瑞兽。在中国,北狮讲究形似:粗眉大眼、雄健浑厚,头部硕大,有“十斤狮子九斤头”之说。南方狮舞与北方就大为不同。南方狮重在神似:形象圆融,尖角额头,爱搔首弄姿,表情多怪而又生动活泼。
  中国南狮在广东,广东南狮源自佛山。佛山是南狮的发源地,佛山的龙狮运动更是走在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前列,历届比赛一直占据前列。佛山南狮有如佛山咏春拳一样,有“狮王之王”之美誉。佛山的传统“三星”“七星”狮,技艺精湛,神、形、态美,是难得的一种民间文化艺术形式。佛山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中,代表广东省上北京天安门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及向全世界作表演,尽显风采。
南狮又称“岭南狮” “醒狮”“瑞狮”“国际狮”等多种名称。其原因“南狮”出自中国南方的广东,广东古称“百粤”又称为“岭南”。至于“醒狮”之由来系因为清末时期中国积弱,外人欺负我国,其时外国人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由此当时许多舞狮同道均属武林界人士,他们大部份都是爱国者,他们为了唤醒国人的爱国情操,故将“南狮”改称为“醒狮”,表示这头睡着了的狮子已经醒了。
  另外“瑞狮”的源由则因为狮子为一种吉祥物,系一种瑞兽故又称之为“瑞狮”。而“国际狮”的出名则因近年除国际龙狮总会在国际上大力推动和发展,导致世界各地更多人舞狮外,今日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种舞狮出现。据传说一千多年前,中国南方地区单曾出现一种瘟疫死人无数,后来得幸出现一头怪兽,这头怪兽身躯庞大,走动时隆隆有声有如擂鼓,因其所经过的地方瘟疫便很快消失,人们认为瘟疫的消失都是这头怪兽的功劳,同时她出现时已近岁晚为过年期间,因此人们称之为“年兽”这是“南狮”最早的称呼。这种“年兽”除身躯隆中外,其形状为“独角”、 “青鼻”、“獠牙”、“眼大炯炯有神”、“头如巴斗”,走动时隆然有声非常威武,人们感到这个“年兽”躯除瘟疫有功,而年晚适值秋收后农忙已过,大家都准备过年亦较为清闲,人们为了纪念“年兽”以竹笏扎成“年兽”形状,外面糊上纸扎,绘书各种鲜艳彩色花纹,並配以大锣、大鼓,以示“年兽”走动之声,趁在过年春节期间到处舞动一番,希望“年兽”走过的地方不再有瘟疫出现外,並会给人们带来吉祥和好运。
  由此人们大家都同样希望“年兽”能前自己的家门舞动一番,藉此讨个吉利,为家中带来好运,决此想出“採青”的方法,在自己门前挂上一棵青菜,青菜内绑有一红色利是钱,用意是吸引“年兽”前来“採青”,这就是“採青”的由来,同时所挂的“青”大部分均用生菜。主要“生菜”与“生财”音非常接近,亦同样其好意头,给人们带来财运。扎作及绘画工艺不断进步及改良,“年兽”的制作外形越更显现威武勇武,许多地方兴相传的狮子更为相似,故人们亦将“年兽”称为“狮子”,这是“南狮”由来的版本之一。舞动狮子---独角兽、年兽均需要很多气力,所以许多武林前辈采用“舞狮”作为练习武术的一项辅助方法,将许多武术的动作及腰马步法容入舞狮之中将“练习寓于娱乐”,使习武者大不知不觉间练得持久力和“腰、马”、“弹、跳”等功力技巧。
  凡看过《黄飞鸿》电影《狮王争霸》的朋友,都为影片里展示的舞狮技艺而惊叹。事实上,在佛山舞狮活动非常普遍 ,因为舞狮和练武是融合在一起的。随着南狮活动的普及,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地,都有南狮的踪影。而作为南狮发源地的佛山,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期。

  六、龙舟说唱
  龙舟说唱的道具——龙舟,一般长约60厘米,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形象,意为避邪”,下层是十名壮汉,名叫“扒仔”,他们都正在奋力扒龙舟。龙舟上面竖有两支小红旗,正反两面分别写有“乘风破浪、水上先行”;“家家迪吉、户户安康”等16字。龙舟下方有块布衬托,意为水面。整个龙舟由一支长约1米半的木棍撑起,走村过户唱龙舟时,艺人便一手持龙舟木杖,同时扣着小锣小鼓,边吟唱边敲打。
  为什么这种说唱艺术叫做“唱龙舟”呢?因为龙有龙马精神之意,赛龙舟活动向来为珠三角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形式之一,因此,“唱龙舟”的老艺人都是手持一只龙舟手杖做道具。如今,“龙舟”同“木鱼”、“南音”一样已成为粤剧的曲牌名称了。
  “龙舟说唱”始于清乾隆年间,一原籍广东顺德龙江乡的破落子弟首创了这种说唱体的“龙舟歌”。流浪歌者肩扛木雕龙,左手挂小锣小鼓,一边吟唱,一边敲打,很有一番韵味。这种说唱形式曾广泛流传于珠江三角洲乡镇,内容涵盖了众多广泛流传的古典民间故事与传说,被吸收成为粤剧唱腔的常用曲牌。
  据说,初始时学“唱龙舟”的人很少,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不是一个体面的行当,比乞丐好不了多少。但也正因为“唱龙舟”可获得一点微薄的收入,才有人加入这一队伍。遇到逢年过节、嫁娶、乔迁等喜事时,人们都会请“龙舟公”唱曲助兴。“唱龙舟”是广东顺德地道的“草根艺术”。
  龙舟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主。如《八仙贺寿》、《仙姬送子》、《昭君和番》、《三聘孔明》、《凤仪亭诉苦》等,都颇受群众欢迎。辛亥革命前后,曾有所谓“社会龙舟”(或称“政治龙舟”)出现。这些作品。评述时局,抒发政见,对鼓吹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社会龙舟庚戌年广东大事记》。
  《社会龙舟庚戍年广东大事记》这首社会龙舟署名宋四郎所作。全歌共二十六章,长约一万三千字。一般的龙舟歌,多属短篇,这首社会龙舟如此之长,实属罕见。歌中概述了辛亥革命前一年广东的政治事件,如抨击清廷的假立宪,揭发粤汉铁路经营的腐败、颂扬新军起义、讽刺议员包庇赌博、鼓动民众剪除发辫等等,从中可见作者的思想是相当激进的。此歌首尾两章,着重宣扬广东新军起义,鼓吹武装斗争,尤有积极意义,直接号召推翻清廷统治,这在当时是很有革命性、很了不起的。这些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龙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里,也曾出现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州地区的社会生活一度极为混乱,烟、赌、嫖等为害甚烈。当时有些作者,就曾写过“除三害”之类的社会龙舟,以警醒世人,具有良好的教育作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唱“龙舟”最辉煌的时期,当时顺德正式唱“龙舟”的小组就有16个,非正式的不计其数。为此,顺德还专门成立了“龙舟”演唱艺术研究组。大良的龙舟宁、桂洲的龙舟祺、杏坛的龙舟会、勒流的龙舟文都是当时有名的“龙舟”歌手。他们演唱的《武松打虎》、《三国演义》、《银桥月下写情书》等历史题材的曲目以及自己创作的《送子参军》、《除三害》、《自梳女自叹》等社会题材的曲目都产生了较大影响。1952年,杏坛粮食加工厂员工李世流在全国民歌汇演中,凭借龙舟说唱《韩大哥捉特务》还获得“自编自演优秀奖”。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粤剧家文觉非的一首《倒卷珠帘》便是龙舟说唱的最后辉煌,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写过龙舟唱词了。
  现在‘龙舟说唱’面临的最大困窘是,会唱的人越来越少,而想学的人几乎没有。后一代没人学是导致“唱龙舟”衰落的最直接原因,而从这种说唱艺术自身来看,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其一,艺术形式单调。艺人以走唱形式表演,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等限制了观众数量,也减弱了它的艺术影响力。其二,龙舟老艺人多数是自学的,说唱时很难唱出一个韵。因此,受龙舟说唱者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龙舟歌内容也缺乏创新。 
  据粗略了解,“龙舟说唱”发源地顺德杏坛会唱龙舟说唱的老艺人目前仅有四位,而且只能演唱其中一小部分曲目。
  有专家认为,现在要继承发展“龙舟说唱”,既要保留传统的纯唱,也要发展好说唱。与时俱进,只有不断将时代信息融入“龙舟说唱”的内容,这一民间艺术才能传承和发扬光大。
  佛山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岁月的风雨,已严重损坏,如果重新投入使用,需要大规模的修缮,而这需要巨额资金。政府“放水养鱼”是必要的,但仅靠政府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建立广泛的融资渠道,成立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基金。2005年国务院已下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博物馆领域。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博物馆业,可以对国有博物馆和文物保护事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更好地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文化遗产。
  当然,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保护开发中,要严格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避免“开发收益第一,有效保护为次”的本末倒置的现象,在这方面各市区博物馆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博物馆是事业单位,不少地方的国办博物馆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把文物专业技术人员派驻到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第一线,也是调动博物馆人员积极性的一个途径。
  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无论是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固有形式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当文化遗产离开人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其生命的源泉,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融入到社区生活中,才能把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绵绵不息。
  这些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独特的表演魅力的无形文化财富正日渐衰微,有些甚至处于濒危的边缘。如佛山木版年画的传承人仅剩冯氏一家;龙舟说唱多为口耳相承,流传下来的曲目唱词并不多,会唱的老人家更是凤毛麟角;粤剧、石湾公仔、狮舞、剪纸等也后继乏人。迅速抢救、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艺术,是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
  佛山市六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历史中走来,能否从历史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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