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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石湾窑的形成、发展及繁盛成因探析
黄晓蕙 (佛山市博物馆馆藏研究部  文博馆员)
 
  摘要:广东石湾窑是我国著名民窑,形成于唐宋,繁荣于明清,至今仍流传使用。其历代产品以种类丰富、釉彩光润绚丽为特点,明清后善仿名窑产品。它的形成发展与宋元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开创了独特的民窑风格。

  关键词:石湾;民窑;制陶工艺


  石湾窑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是我国陶瓷史上著名的民窑,形成于唐宋时期,繁荣兴盛于明清,流传发展至今天。千百年来,薪火不熄,世代相传,自成体系。其产品以种类丰富、胎体敦重、釉层厚实、釉彩光润绚丽为特点。明清后因善仿钧釉及历代名窑产品而名扬天下,被称为“广钧”;因是陶胎,又被称为“泥钧”。石湾窑仿中有创,创中有新,尤其是明清后生产出大量以人物、动物等为造型的艺术陶塑,集历代陶瓷美术技艺之大成,以崭新的面貌在中国陶瓷发展进程中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成为我国陶瓷艺苑中一朵奇葩。由于石湾窑是民窑,扬名也较晚,史料书藉甚少记载,对其研究,引不起专家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通过有关考古发掘的资料及文献记载,试就石湾窑的形成、发展及繁荣兴盛之成因作初步探讨,以请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 石湾窑的源流与形成
  石湾镇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西部,距广州约二十公里。过去镇内丘陵起伏,有近百个大小山岗,蕴藏着丰富的陶泥、岗砂;镇南主河道东平河淤泥中丰富的金属成分与贝壳、蚝壳、蚬壳和稻草灰、桑枝灰等可制成釉料,为制陶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镇内河涌交错,分布在石湾上中下三窑的大小九条河涌由西北至东南汇入蜿蜒而过的东平河,形成天然的交通网络,为制陶生产用水、原料及产品运输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1976年广东省博物馆与佛山市博物馆在石湾大帽岗东面的河宕发掘一处商代贝丘遗址,出土一批有纹饰和光素的红陶、白陶、黑皮陶器及大量硬陶印纹陶片。这些纹饰有绳纹、篦点纹、凸弦纹、曲折纹、云雷纹、叶脉纹、圈点纹、编织纹等,纹饰规整、清晰,印痕较深,且印纹较大,很少有重迭错乱现象,是岭南地区几何印纹陶发达时期的典型遗址⑴。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测定,这些陶片距今4900-5000年。由此可知,石湾先民早在五千年前就揭开了石湾制陶业的序幕。1964年广东省博物馆和佛山市博物馆在石湾东部的澜石发掘了十多座东汉墓葬,出土陶器十分丰富,有壶、瓿、罐、钵、勺、谷仓、井、灶、猪、羊、牛、鸡、鸭、舞蹈俑、奴隶俑等,充分反映了石湾制陶悠久历史和制陶技术水平。
  汉代以后,由于商业逐渐发达,货币流通量加大,铜多用于铸钱,铜质用品往往以陶器代替,石湾地区亦如此。从佛山市博物馆馆藏零散出土的唐以前陶瓷器物看,器形主要有碗、盘、钵、罐、瓶、魂坛等日用品或葬丧冥具,釉色以青釉、青黄釉、酱黄釉为主。
  至唐代,石湾制陶手工业形成,并且有一定规模⑵。1957年和1962年省博物馆在石湾大帽岗下发现唐宋窑址。上层的宋代窑址遗物堆积层出土有长方形窑砖,有的侧面黏了很厚的墨绿色琉璃,不少陶瓷器与匣钵黏连在一起而成为废品。釉色有青、青黄、黑、酱黑、酱黄等;器型有碗、盘、盏、壶、罐、盒、埕、沙盆、兽头陶塑和堆贴水波纹坛等;窑具有匣钵、擂盆、擂杵、渣饼、垫环、试片等。下层的唐代窑址遗物堆积层出土有青釉和酱黄釉的碗、盘、魂坛、炉等,均施半釉,胎体厚重,胎质粗松,釉面有开片和不开片。距石湾西北面15公里的南海小塘奇石唐宋窑址,1976年被发掘,范围很广,古窑址主要集中在虎石山、大庙岗等九个山岗,绵延3公里,共有20多座北宋时期的长形斜坡式龙窑。从断层剖面观察,其中3座龙窑下压叠着11座已受毁坏、平面近似半椭圆形的唐代小型馒头窑,里内出土的陶瓷器型与釉色大致和石湾窑相同。但虎石山、大庙岗等宋窑堆积层十分厚,最厚处达7——8米,足见该窑在当年的生产规模之大。出土物有碗、盘、罐、坛等器物残片,其装饰有印花、刻花、彩绘三种,并发现少量窑变釉瓷器碎片。其中有青黄釉、酱黄釉四系大罐残片,肩部印有“政和六年”、“嘉佑□” “己已年”、“庚午年”等北宋年号和干支纪年,这些都是当年烧窑的绝对年代。佛山市博物馆采集的标本中,有一个小口圆深腹四系罐,肩部印有“潘宅(?)”印章,此外不少标本上也有“大吉”、“陈?”“潘南”等姓氏印章,有各种款式,有的外面还套上图案花纹装饰。这些简单朴素的标志,可能是当时窑工、店号、用户的标记。这说明石湾窑的生产进一步成熟,已呈专业化发展。对出土实物进行分析,奇石窑址实物的器型、釉色、烧制方法等与石湾窑基本一致,可见当时石湾和奇石是石湾窑同一时期、同一系统的上下两个窑区⑶。
  从大帽岗和奇石唐宋窑址的考古资料看,宋代石湾窑产品种类比唐代丰富许多,仅碗的品种就有敞口浅腹、凸唇深腹、敛口、折唇卷口的,圈足也有高低之分。釉色也比唐代多,除有青釉、酱黄釉外,还有黑釉、酱褐釉和白釉等。施釉方法也有了提高,不仅将釉施于器表,还荡于器内壁。窑的结构也有不同,唐代使用“馒头窑”,体积小,直径仅2米,为“半倒焰式”,在还原气氛中烧制陶瓷,火温只能达到900-1100度。北宋龙窑体积较大,从窑内部看,一般长30米,最宽处2米,窄处1.2米,窑中部最高1.7米,窑中间每隔2米以圆柱支撑窑顶。整个窑的体积约为150立方米,每次可装烧中型碗3万——4万件。由此见,唐代石湾窑发展已成熟,至宋代,由于窑灶的革新,烧制技术的进步,产品质量提高,石湾窑的生产已十分具有规模,成为当时广东生产贸易陶瓷的中心基地之一⑷。当时广州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都会,佛山毗邻广州,水陆交通便利,石湾窑的产品通过广州远销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家⑸。2002年3月,日本东洋陶瓷学会理事长长谷部乐尔,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调查指导委员、陶瓷考古专家森本朝子等人分别前来佛山市博物馆参观,观摩了馆藏奇石窑标本。据长谷部乐尔和森本介绍,这种青黄釉或酱黄釉的四系罐在日本是用来装茶叶的,称为“茶壶”。过去日本学术界一直以为是吕宋生产的,因此又称之为“吕宋壶”,直到1978年中国《考古》第三期发表《广东石湾古窑址调查》一文,才知道这是中国石湾奇石窑的产品,中国唐宋时传至日本。由于此壶传入日本十分稀少,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使用,因此十分珍贵,是日本国宝级文物。后来日本也仿制这类壶,仿得十分似,曾搞过展览,出过图录,日本学者也将此作为专门研究课题。这类壶在印尼的婆罗州、史玛托拉、爪哇、雅加达博物馆有,菲律宾也有出土或传世品。由此可见,唐宋时期,随着广东海外贸易的繁荣,石湾窑产品日渐成熟,不仅满足着本地的需求,还远销海外。

  二、石湾窑的发展、繁荣阶段
  元代承传宋制,石湾窑仍以生产日用品为主,釉色较单纯。从出土与传世器物看,釉色仅见青釉、黑釉、酱黄釉及窑变釉,窑变釉数量极少,可能是仿钧釉的萌芽阶段⑹。明清时期,石湾窑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表现在:
  1. 窑灶的革新,为石湾窑产量和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技术保证。
  明代承袭宋元的龙窑,但在窑的结构、装窑和煅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改革。明正德年间(1506——1522年)建成并一直使用至今的“南风灶”(因灶口向南而得名),是在元代“文灶窑”的基础上进行改建的,把原来设在两旁的火眼由两排增至五排,将火眼改在窑顶并增设3个,每个火眼的距离缩小为30厘米左右,使窑内各个不同的部位都能加进燃料,克服了过去火候不均匀的缺点,同时龙窑的长度也从初期的30米增加到40米。这一改革既增加了窑洞容量,可提高产量,又减少了废次品率。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还摸索出装窑和煅烧的各种方法。石湾没有北方的倒焰窑,只有龙窑,要烧出氧化焰或还原焰,全靠窑工在装窑时根据产品不同要求堆叠器胚。由于堆叠疏密不同,煅烧时窑内气流和煅烧气氛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窑内高温状态下的还原或氧化气氛,加上用劈细的松柴为燃料,一根根往火眼里投放,能成功控制窑温的急速上升或下降,这样就能根据不同胚胎、釉料,在同一窑中烧成各种温度,造成不同气氛,收到预期效果。所谓“画器调色,与画家不同,器上诸色,必出火而后定” ⑺。明代石湾龙窑的改革、装窑和煅烧技术的提高,为后来石湾窑仿造历代名窑产品,创造出绚丽缤纷的各种颜色釉提供了技术条件。此外石湾窑工们已懂得使用陶车旋刀,使器胚里外平滑、厚薄一致;在施釉上除沿袭唐宋浸、荡、蘸、浇、刷外,还使用吹釉方法,这在明代是一项技术革新。
  2、陶业行会的出现,促进石湾窑产品的专业化和产业化的形成。
  明中期后,石湾窑的生产组织比宋元时的分工更细密,专业化程度更高,有了“陶有窑”、“窑有户 、“户有工”、“工有作”、“作有家”的生产组织结构。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技术的提高和过细的专业分工,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出现了标志着制陶生产专业化的陶业行会。行会最早条例见于天启年间(1621——1628年),据民初李景康《石湾陶业考》载:“石湾陶业订定行例,尚有簿籍可稽者,仅传自天启年间,初分八行。”至清末,共有22行,有大行、中行和小行之别。大行共9行,分别为:海口大盆行、水巷大盆行、横耳行、花盆行、白釉行、黑釉行、边钵行、埕行、钵行;中行有8行,为塔行、缸行、红釉行、扁钵行、大山行、下窑煲行、中窑茶煲行、薄金行;小行共5行,有公仔行、茶壶行、尾灯行、盏碟行、金箱行。以上各行,划分制器界限,不容侵越,“内而厘定价列,以杜内部哄争,外以树立团体,以杜外界之滥入⑻。”行会制度保障了工人的固定工作,因而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对石湾窑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佛山市博物馆藏有一块乾隆元年八月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列》木刻板,是花盆行联行东家(老板)和西家(工人)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工价的高低按所造器物大小、复杂程度、耗时耗工的多少,分为上等价、中等价、下等价三列,每个价位都作了明文规定,从中可见明清时期石湾窑制陶生产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3、石湾窑的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
  明代石湾窑生产发展迅速,本地陶泥、岗砂等原材料已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需从东莞等地大量运进。一些人为了私利乱挖山岗,导致石湾几十座山岗“几乎削肤见骨”,明清两代官府多次示碑禁挖,却屡禁不止,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了石湾窑兴盛所出现的问题。清代石湾窑进入鼎盛期,“石湾陶瓷以美观、实用著称,行销两广及吕宋诸国。市场商品需求量不断增大,刺激了石湾陶瓷生产迅速发展。在乾隆年间,分为海口大盆行、横耳行、花盆行、白釉行等22行,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产品分为日用陶瓷、美术陶瓷、园林陶瓷、手工业陶瓷、丧葬用品五大类。品种繁多,约计千种以上。单以花盆行而论,在乾隆年间就有三百余种,生产规模相当大。据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石湾有缸瓦窑四十余处。由于陶窑多,所以‘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但这还不是全部的从业陶工,还有农闲季节从高要、四会、东莞、三水等地来石湾做工的季节陶工⑾。”因而清代“石湾陶业全盛时代,共有陶窑107座,容纳男女工人六万有奇⑿。”
  石湾窑产品销售至明清时得到拓展,内销市场由原来的珠江三角洲及邻近范围扩展到省外。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 · 器语》中记载:“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范端昂《粤中见闻 · 缸瓦》载:“南海之石湾善陶,……各及工巧,通行两广。”康熙《南海县志 · 食货》载:“多瓦器,出石湾。”光绪《广州府志 · 物产》载:“陶瓦器出石湾,……郡人有石湾瓦,甲天下之谣。”石湾窑的外销从唐宋后,历代不绝,尤其明代后,石湾陶器的出口,不仅是日用陶器,艺术陶塑、建筑园林陶瓷等也源源不断输出国外。从现有资料分析,外销的主要区域有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部等。至于销售量,至清末始在文献中略有记载,如光绪《南海乡土志》载,石湾窑“每年出口值银100余万元,行销西、北江,钦廉一带及外销各埠”。光绪年间抄本《南海乡土志 · 矿物制造》载:“缸瓦窑,石湾为盛,……年中贸易过百万,为工业一大宗。”又载:“本境所产之物,……所制之品以绸缎、罐瓦为大宗。”“缸瓦,由石湾运省,……每年出口值银100余万元。”由此见,石湾窑产品的销售量在《南海乡土志》所统计的“本境所产之物”中,居于首位。

  三、 石湾窑的历史成就
  1、 石湾窑的窑变釉与仿历代名窑产品
  所谓“窑变”,是指在烧窑时釉料在一定熔点上使一种或若干种釉药发生熔合,在流动状态下引起物质结构组合的变化而产生包含多种色素的釉彩。窑变釉具有五彩缤纷、光洁流畅、变幻无穷、佳趣天成的特点。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其紫红“窑变”历来为人所珍,有“钧窑挂红,价值连城”之说。石湾窑是仿钧釉的佼佼者,石湾窑变釉在元代出现,明清时得到极大发展,至今仍大行其道,成为石湾窑釉之冠,主流釉色。它以蓝色为基调,错间白、红、紫诸色,或作垂流状、或似云纹斑、或呈兔毫纹、或浓或淡、或聚或散;釉质腻如凝脂、厚重古朴;色彩绚丽多姿、斑驳雅拙、内涵深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陶器上釉者,明时出良工,仿制宋钧红、蓝窑变各色,而以蓝釉中映露紫彩者为最浓丽,粤人呼为翠毛蓝,以其色甚似翠羽也。窑变及玫瑰紫色亦好,石榴红次之。今世上流传广窑之艳异者,即此物也⒀。”由此可见,石湾窑明代以仿钧釉为主,所以称为“广钧”。石湾窑变釉色彩较钧窑更为丰富,三稔花、雨洒蓝、翠毛蓝、虎皮斑釉等是其中名贵品种。三稔花浅蓝而近于青,如三稔树开花般爆出点点似芝麻状的青、红、紫、白,极为幽艳;雨洒蓝则是利用蓝釉变发葱白点的窑变而成,犹如夏日的晴空忽来一阵骤雨,《陶雅》赞之谓“较之(钧窑)雨过天青尤极浓艳”;翠毛釉,蓝色中掩映绿彩,釉色犹如翠鸟的羽毛般翠丽;虎皮斑釉由黄、绿、紫或黄、黑、紫三色混成杂斑,惹人喜爱。值得注意的是,钧窑的窑变釉是一次上釉,而石湾窑是陶胎,为了掩盖胎上的粗粒,先施一层护胎釉,以填充胚胎上的小气孔,再施面釉,工艺比钧窑进了一步。变釉之美使石湾窑陶瓷艺术更加异彩纷呈、错致辉映,从而形成石湾窑艺术陶塑浑厚、古拙的独特风韵。
  除仿宋钧窑的窑变釉外,石湾窑还善仿历代名窑名品。在釉色方面有仿官窑的“粉青”、仿哥窑的“百圾碎”、仿定窑的“粉定”、仿龙泉窑的“梅子青”、仿磁州窑的“白地褐花”、仿建窑的“鹧鸪斑”、仿景德镇窑的各色颜色釉等等。石湾窑的颜色釉大致可分为青、红、白、黄、黑五个色系,每个色系因浓淡不同又演变成各种色釉,如青釉中有冬青、粉青、梅子青、翠青、苍绿、深蓝、浅蓝等;红釉中有祭红、宝石红、石榴红、钧红、枣红、桔红、粉红、茄皮紫、葡萄紫等;白釉中有葱白、纯白、牙白、月白等;黄釉中有鳝鱼黄、浇黄等;黑釉中有乌金、黑褐、铁棕、紫金、玳瑁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充分反映了石湾窑工的智慧。石湾窑还注重造型的仿制,除仿钧器各种文房四宝和美术陈设用品外,瓶、尊、碗、盘等日用生活器皿也皆仿之。既仿历代名窑代表之作,也仿商周的尊、鼎、彝、觚、壶等青铜器,还善仿瓜果、鱼虫、鸟兽、琢石等自然风物造型。既善于仿,又有所创新,仿造范围之广,仿力之强,品种之多,为世人称道⒁。可谓博采众长,青出于蓝,又独具特色,这是石湾窑窑工们对我国陶瓷工艺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2、 题材丰富、生动传神的陶塑艺术
  从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可知,石湾窑的生产从形成阶段至明早期,都是以制作酱黄釉、酱黑釉的煲、钵、盘、罐、碗等日用器皿为主,这些制品虽有庞大的生产量,却难以形成显赫的名声。令石湾窑声名鹊起,在陶瓷史上大放异彩的,除了它善仿善创的各色窑变釉、名窑作品外,明代中晚期崛起、兴盛于清代民国的艺术陶塑的创作,令石湾窑发展进入崭新阶段,也是石湾窑取得的卓越成就。
  石湾窑艺术陶塑题材十分广泛,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仙佛道人物类、鸟兽鱼虫类、山公亭宇类、瓜果器物鼓墩类、仿古器物与仿历代名窑产品类、彩绘山水人物器皿与画屏类、园林建筑瓦脊装饰类、丧葬祭器陶塑类等等,其中仙佛道人物类(俗称“石湾公仔”)题材最为丰富。仙佛道人物取材于民间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有观音、弥勒、达摩、罗汉、道士、尼姑、仙女、钟馗、金刚、老子、孔子、诸葛亮、关公、张飞、马超、葛洪、李时珍等等;渔、樵、耕、读、仕、农、工、商、棋、琴、诗、酒、拍蚊、挖耳、婴戏、骑牛等等;行走坐卧各异,神情百态俱备。人物形象生动逼真,英雄勇猛、神佛慈祥、金刚威武、济癫滑稽、达摩庄重诡异、弥勒富态嬉皮、钟馗愤世嫉俗、仙女脉脉含情、婴孩天真烂漫,再施以与之相配的色釉,整个人物造型灵动活泼,性格特征呼之欲出。其余鸟兽鱼虫、山公亭宇、瓜果菜蔬、人物花鸟瓦脊、各类陈设器皿等等,也都无不塑造的生动栩然,惟妙惟肖,历来成为海内外人士争相购藏的珍品。

  四、 石湾窑繁盛之成因探析
  石湾窑虽是民窑,但它却以最普通的陶土、最普通的釉药及简单的工具,制造出大量深受世人喜爱的日用器皿和绚丽多姿、风格独特的艺术陶塑,攀上了陶瓷艺术发展的高峰,为其他民窑所不及。究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宋元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制陶技术,为石湾窑走向繁荣奠定基础。
  南宋至元,中原各地名窑工匠为避战祸纷纷南迁,佛山是中原移民聚居地,南迁的窑工把先进的陶瓷技术带到石湾,与石湾原有的制陶经济和特有技艺发生融合互补,对提高石湾制陶技术水平起了相当大作用。据考证,南宋以后,有十多个姓氏避乱迁居石湾,如“霍氏,原籍山西,南宋时迁于南雄,宋咸淳九年(1273年)再迁佛山石湾。”“……霍氏三世祖原山公烧缸瓦窑一座⒂”。据石湾的老人说,元代有钧窑工人来佛山设窑,当时石湾村人姓封者佣于该窑场,后窑场他迁,此姓封工人于是在本村集资设窑烧造仿钧器,现在封姓子孙仍繁衍于石湾⒃。德国学者、著名古物鉴藏家柯道·柏林认为,当蒙古人占领河南钧州时,那里的窑工直接逃到广东来,因为当时这里仍是太平的,石湾许多窑工是宋元官窑和钧窑制造者的直接后裔⒄。这样大量名窑制品和先进的烧造陶瓷技术、经验被窑工传来石湾,为石湾窑以“善仿善创”、“无窑不仿、无仿不精”之名立于中国陶瓷之林立下不可磨灭之功。
  2、中原移民先进的投资理念,为石湾窑走向繁荣提供有力保障。
  宋代以后,石湾开始使用龙窑,中原移民对龙窑的投资,对扩大石湾窑的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文献记载,上文提到的山西霍氏,其三世传人原山公在元代时即在“莘岗”(后人称龟岗)上买地修建“文灶”及寮场作坊,出租给当地窑户,租金作为家族的“祖尝产业”,长期滚动运作。至清末民初时,其家族已拥有岗上8座龙窑中的6座,包括霍氏后裔霍滔建于明正德年间的“南风灶”(此窑至今仍在使用)。《佛山纲华陈氏族谱》所载的族祖“宣义公”,在明洪武初年用夫人石湾潘氏妆奁二瓦窑之资,重修佛山“缸瓦社”。此事说明在元代明初,投资龙窑已成为一种有固定收入、可不断增值的时尚产业。又如上窑海口的陈氏家族,也是中原南迁石湾的富有家族,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海口龟山陆续建起“海口大盆行”中的6座龙窑,并一直沿用至民初。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还有伍氏家族、廖氏家族、何氏家族等等,他们都是南迁移民,世代经营陶业,对龙窑进行投资的先进理念,不仅使家族得到丰厚财富的回报,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结合社会需求与龙窑煅烧实际,不断对龙窑进行技术改革、创新,使其不断扩大再生产,提供充足资金,形成良性循环。这些都为明清时期石湾窑长期稳定发展,逐步走向繁荣提供了有力保障。
  3、商品经济的活跃、对外贸易的发达为石湾窑走向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和市镇大量兴起,手工作坊与工厂发展迅速.。佛山是当时新兴工商业城镇,手工业、商业发展十分繁荣,是全国“四大名镇”之首、“四大聚”之一,这些都直接促进石湾窑的发展。据前文所述,明代中后期,石湾陶业已出现行会组织,产生了企业主和雇佣工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此外,工商业、手工业生产的发达,使佛山民间艺术文化呈现空前繁荣状态,佛山秋色、剪纸、木雕、绘画、粤剧等艺术活动的活跃也为明清石湾窑艺术陶瓷的创作提供重要背景。
  同时,对外贸易的需要也在极大程度上促进石湾窑发展。唐代,广东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国家贸易往来已极频繁,当时广州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都会,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除丝织物品外,以陶瓷为大宗。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朝廷在广州设“市舶司”,随后在佛山设立“市舶务”,专门管理日益发展的进出口贸易。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述,当时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各地做买卖的都用陶器和青白瓷器作贸易。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出口情况说:“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当时潮州、惠州、广州等地窑口均烧瓷,唯石湾窑烧陶,这些“大小相套”的陶器应该是指石湾窑产品。南宋至元,广东陶瓷业空前衰落,但在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仍发现大量中国元代外销陶瓷。据中外学者多方考证,认为这些陶瓷均属广东石湾窑和福建晋江窑⒅。明清时期,广东对外贸易飞跃发展,广州又设“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佛山毗邻广州,对外贸易也很繁荣,据《佛山忠义乡志》载,明清时“佛山已是民庐栉比,瓦屋鳞次,有烟火十余万家”,“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佛山为归。”当时佛山的铁制品和石湾窑陶器(包括艺术陶塑)都是畅销国外的商品。“自九世纪以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别是旧金山地区一直是石湾窑艺术陶塑极其丰富的收藏地。早在淘金热时期,加利福尼亚就经历了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潮,这些移民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旅居者带来了佛山和石湾制作的各类实用陶器,如茶壶、盘、罐、烛台、油灯、杯和碟等,还有来自石湾窑的艺术品⒆。”至今世界各大博物馆均收藏有不少明清石湾窑艺术陶塑,有些则由学者个人收藏。如美国施钦仁教授及女儿施丽姬博士,数十年来收藏的石湾窑明清艺术陶塑上千件,同时不断撰写研究论文发表。尤其是施丽姬博士将古石湾窑的艺术陶塑作为终身研究课题,20年间多次往来于美国、石湾,并多次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考察,多次组织石湾陶器展览,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多本专著,以石湾陶为桥梁,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又如美国的鲁道夫、奥佐里奥等,都竭尽毕生精力收藏和研究石湾窑陶器。此外在香港、澳门及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地的祠堂、庙宇建筑物上,有大量石湾窑烧制的陶塑瓦脊,这些瓦脊以粤剧人物故事和民间神话传说为题材,上面钤有“石湾吴奇玉造”、“石湾文如璧造”、“石湾美玉造”、“大清同治甲子年”、“大清光绪甲申年”等字样。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看,石湾窑的产品千百年来一直大量外销,对外贸易的需要,对石湾窑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民窑传统形成石湾窑艺术陶塑的独特风格。
  石湾窑一向以含砂量高的陶土制陶,以生产日用陶器为主。尽管窑工们施釉、烧造技术很高,宋元以后也生产不少仿名窑产品和艺术陶塑,却仍然不受官府重视,依然是地地道道的民窑,民窑传统决定了石湾窑艺术陶塑发展的道路。其产品种类、型制、纹饰、釉色等不受官府的羁绊,能自由自主地为群众生活所需、为人民精神生活所需、为市场的需要所需进行生产。因此,千百年来能生机勃勃、不拘一格,超越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而窑火不断,技艺与时代同进。,这是石湾窑长盛不衰的主要因素。其次,由于是民窑,她诞生、成长、发展于民间,艺术陶塑能自由地通过民俗事象来反映民族心声,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日常生活、劳动情景、故事人物、神话传说等来反映褒忠贬奸、扶正祛邪、祈福求安、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与社会态度。甚至连历史思潮、时代风尚也有所折射,所以有人称石湾窑艺术陶塑“ 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民俗文化百科全书”⒇。再次,由于是民窑,在创作技法上不受官府的干涉限制,制作者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感情寄托、融注在作品中,使之具有生命、情感与意绪,同时注意形态、情趣的表现,从而形成石湾窑艺术陶塑造型浑厚古拙,釉色绚丽多彩,题材广泛多样,技法多种多样,生动自然、活泼传神的独特风格,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因此,民窑传统为石湾窑的繁荣兴盛注入了活力。

  综上所述,石湾窑从唐宋时期的一座普通民窑,生生不息,发展到今天,成为全国重要的综合性陶瓷生产基地,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对其所走过的路进行思考,那就是她具有一种善于借鉴、兼收并蓄、大胆创新、勇于开拓、推陈出新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精神,更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稳步发展的时代精神。石湾窑的历史,是一部努力继承、不断更新的历史。本文仅作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石湾窑的关注。


注释:
⑴ 《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
⑵ 《佛山市陶瓷工业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
⑶ 同上
⑷ 曾广亿《论石湾窑艺术陶器》,《石湾窑精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⑸ 同上
⑹ 《石湾艺术陶器》,岭南美术出版社。
⑺ 朱琰《陶说》
⑻ 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⑼ 林绍光《拟公禁石湾挖沙印砖说略》,嘉庆。
⑽ 石碑《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清嘉庆。
⑾ 《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⑿ 李景康《石湾陶业考》,《广东文物》卷时,1941年。
⒀ 刘子芬,《竹园陶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年。
⒁ 张维持,《石湾窑陶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
⒂ 《太原霍氏族谱》,现藏佛山市博物馆。
⒃ 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⒄ 柯道·柏林《石湾陶瓷杂记》,转引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
⒅ 曾广亿《论石湾窑艺术陶器》,《石湾窑精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⒆ 郑国和《寻觅石湾陶艺——一位收藏家的旅程》,《石湾窑精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⒇ 施丽姬《略谈石湾美术陶》,《石湾陶展》,香港冯平山博物馆印行。

本文发表于《四川文物》200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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