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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水文化与传统建筑的和谐之美
刘 东 (佛山市博物馆陈列部  文博馆员)
 
  水是万物之源,水与人类唇齿相依的关系,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人类四大文明的发祥无不与水密切相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有巴比伦文明,恒河流域有印度文明,尼罗河流域有埃及文明,黄河流域则诞生了华夏文明。佛山是著名的岭南水乡,河道纵横如织,水网星罗棋布,千百年来佛山人民依附于水而发展于水,积淀了独特的水文化。所谓水文化,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认识水、治理水、崇拜水、欣赏水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佛山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而在传统建筑的许多方面都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是住宅建筑、公共建筑,还是特种建筑,从实用与审美上都充分体现出水与建筑的和谐之美,散发着浓郁的水文化气息,成为岭南水乡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干栏建筑

  有了人类的生活就有建筑,一定阶段的人类生活必然产生与此阶段相适应的建筑。[1]佛山先民们最初的居住地是洞穴,当时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尚低,还不会建筑住宅,而天然的山洞则是他们理想的栖息之所。随着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佛山的先民们最终走出了山洞,在江河水涌旁边的台地上,以氏族的形式定居下来,并在逐渐的摸索实践过程中,利用草木等天然建筑材料发明了干栏式的住宅。
  在佛山鱿鱼岗遗址、河宕遗址等贝丘文化层中发现有不少柱洞、灰坑、草拌泥及房屋倒塌的遗迹,据推测,此时的原始人类已开始建筑干栏式的房屋。通过建筑结构和布局复原,可知当时的干栏式长屋多建于滨水的台地上,面积约20平方米,高度为2米左右,以干栏打桩缚柱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以承托楼板,构成底部悬空的居住栅架,栅架上铺以密排的小树枝及柴草,以草拌泥铺地。屋顶铺盖水乡常见的茅草、芦苇等,上缚竹木,以防多风天气,四周用芦草编扎成笪席以挡风雨,屋顶为两面坡形式,顶角较小,即倾斜度较大,适应南方多雨的环境。住宅区周围还开挖有排水沟等防潮、防涝设施。因为地处沿海平原地区,防风防雨、防洪防潮是佛山建筑的基本要求,在先民们的住所中,还要防蛇虫猛兽及瘴气等,因此,干栏式建筑就成为本地区早期主要的建筑形式。正如古建专家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所说:“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形式,更无所谓派别。其结构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
  秦汉时期岭南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加强,中原文化给佛山建筑也带来了新的血液,在这种融合与发展过程中,佛山建筑更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地方特色与风格。在佛山地区发现的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干栏式陶屋模型,它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上以自处,下畜牛豕。”[2]东汉墓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地面建筑形式,说明这一时期佛山的住宅仍然以干栏式为主。
  干栏式建筑是佛山古人类的一个伟大创造,它因为适合佛山地理气候多雨多水的特点,延续久远,直至唐宋时期,甚至近现代的建筑中还有不少干栏式的影子,只不过形式有所变异而已。例如在民国时期,佛山街头形成了不少以骑楼为主的建筑形式,令市镇面貌呈现出异样的特色。这种商业骑楼最早见于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近代传至世界各地。它的结构是下面为走廊和店面,上面为砖木结构的居室或仓库,两层楼之间设很陡的楼梯或梯子。这种下为空廊支柱,上为起居室的房屋模式,又何尝不是干栏式建筑的一个变异呢?走廊前跨人行道修建,在马路边相互联接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既可避风雨、防日晒,人行道后的店铺又可得到荫蔽,便于敞开门面,陈列商品招徕顾客,所以在佛山得以广泛推行。现在的禅城区和顺德区还有大量的此类遗迹,它将西方古典建筑中的卷廊形式与佛山传统干栏建筑完美结合在一起。
  现代的佛山建筑中也有不少干栏式的优秀的范例,具有岭南特色的骑楼出现在许多高层建筑的首层,而石景宜刘紫英伉俪文化艺术馆则完全是干栏式的翻版。它以水泥柱架空底层,周围设以鹅卵石铺底的水道,主轴线设不对称水面和绿化,与整个园林布局十分和谐,同时也突出了佛山建筑的亲水风格。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说过:“对建筑创作者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找到正确的民族化道路,使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与风格。”佛山的干栏建筑与多水的环境和谐相存,有着相当浓郁的地方传统特色,为现代化建筑与地方性、民族性相结合,创造“新而中”而不是盲目跟风的“西而古”的现代建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三间两廊

  住宅建筑历来最能表现地方特色,其功能、形式、构造及用材均与地方地理、气候条件相互适应,和谐统一。佛山传统的住宅建筑为三间两廊形式,这是北方四合院形式的一种变异,但同时又带有十分明显的佛山水文化的人文特征。
  三间两廊的平面布局为一列三开间的悬山顶房屋,中间为厅堂,两侧为居室,此所谓“三间”;屋前有天井,天井两旁为廊,此为“两廊”。廊门与街道相连,开门的一侧一般钛门房,另一侧廊多作厨房。天井不与房屋相接的一面有围墙封闭,构成一个沿纵向轴线布置的既封闭又通透三合院形式,整个房屋的平面为规矩的长方形,这是三间两廊的基本格式。[3]根据实际情况又有许多变化,如有时因屋地狭小而略去一廊或一间,变成了两间两廊、两间一廊等。若地方充裕,三间对面另筑一室,称朝厅,靠天井一侧不砌墙,装以屏风门,一般作客厅用,两侧作居室,变成了四合院落的形式。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佛山建筑对中原文化吸收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地加以变化。
  三间两廊的设计适应了岭南炎热多雨的气候,屋前两廊加大了房屋檐口进深,利于蔽阳遮雨。为了防潮、防水、防腐,石构件特别多,石墙裙高达一米以上,门夹石则有二至三米。住宅一般座南向北,以示吉祥,传说天上日月神,手持紫微镜,在东西方守卫天庭,凡妖魔鬼怪尽收镜中。人为下界之生灵,故其民居也不朝东西方向。排除这一迷信说法,从气候上考虑则是因为佛山长夏无冬,无需躲避寒冷的北风,而夏天多台风等恶劣天气,故北向以避之。
  佛山住宅讲究风水,传统观念认为“山管人丁水管财”,佛山人深信财丁、福寿等皆由风水荫庇而来,一福二命三风水,故起屋之前,必先请风水先生定方位,点龙穴,俗话说:“罗盘差一线,富贵不相见。”新屋建成后,还要在屋中央烧一锅水,拿大蒲扇拼命地扇,称“风生水起”。天井除了通风、采光、排水的功能之外,也有讲究风水的意味。天井地面均用条石铺设,边上有渗井,墙顶有石槽,以汇集四面屋顶泻下的雨水,从垂直设施的水道引向天井再从渗井排入地下暗渠,这一种排水措施,被称之为“四面来水”。天井的去水孔,多雕成金钱形状,有隔栅功能,同时也与以水为财的习俗有关。
  两块屋面的交接处的屋脊,历来是施工的难点,最易渗漏。南方多雨,屋脊施工的要求更高,因要使用更多的加固粘合材料,结果易使屋脊处变得笨重,因此,屋脊的装饰就显得格外讲究起来。小型民居的屋脊多用龙舟脊、平脊,大型屋脊则要用灰塑或陶塑瓦脊。龙舟脊两旁是制作精致的龙头,中间立陶制的风水牛。龙被奉为水神自不待言,牛在佛山民间也被视为水神,被赋予辟水镇水、降雨止雨等神性。龙舟与风水牛这些亲水符号显示了佛山人与水割舍不断的情结。
  佛山三间两廊建筑多为传统的硬山顶式,但也有一些线条起伏柔美的镬耳式封火山墙,已成为岭南民居建筑的一种典型风格。它不仅起到了防火的作用,而且能够遮阳而减少屋面日晒,同时也使建筑直线居多的造型中增添了富于变化的曲线。镬耳山墙以黑色为主,辅以白色云草、草龙图纹,俗称扫乌烟画草尾。黑色在五行中代表水,云草、草龙纹饰渗透着水的九曲回转的特征,体现着水乡风格。
  佛山的现代建筑中在考虑岭南气候环境时,还借鉴三间两廊的采光、通风、防水等功能性的设施。如佛山市图书馆就是借鉴了古民居建筑内部的天井格局,保持了通透开敞的空间,使得室内空间与园林式的“天井”结合起来,形成回廊式的景观,天然的采光与自然的花木使得空间庭院与建筑装饰融为一体,增添了图书馆环境的书卷味。

  3. 私家园林

  园林的建造与财富相关,皇家园林自不必说,江南园林的辉煌当于大盐商的雄厚的经济基础分不开。明清时佛山贵为四大名镇之一,又称天下四聚,经济繁荣,文化鼎盛,一些富有的家族,纷纷利用本地丰富的水资源修建私家园林。住宅、祠堂、园林三者浑然一体,是岭南富家居家之特色。“山居之迹于寂也,市居之迹于喧也,惟园居在季孟间耳。”园林不仅是人们为了自己生活的需要以物质形态而构筑的可观、可游、可居的实用空间,更是人们从生活出发,遵循顺其自然的原则,取自然之意境,创造出的一种“诗意的栖居”。
  人们习惯称清代粤中四大名园,佛山居其二,即梁园与清晖园。其实佛山的园林又何止这两个,仅以梁园而言,当时的私家苑囿达五十多处,被视为四大名园之一者,仅其中之十二石斋。而早在明初时,当地因经营冶铁业而致富的冼氏家族就建造了著名的东林园。因园中遍植林木,苍翠参天,故有“东林拥翠”美誉,为明代佛山八景之一。
  —般来说,园林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具有相对静止的固定性,其景色如果没有动态美的辅佐,往往会陷于刻板、塞结而缺乏生气。毕达哥拉斯说:“美是和谐。”传统园林之美表现的就是最典型、最集中的和谐。借助于水的动感,使静止的园林实体相容、相协,呈现出灵动、活泼的生机。居不可无水,这当然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考虑人们的生活需要,但园林讲究“理水”,则将水的使用档次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陈从周先生曾用“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来说明这个道理。佛山水网纵横,园林艺术尤重理水,使大面积的湖泊与小巧型的池沼相得益彰,既华美大气,又不失柔美自然,折射出岭南文化兼容的一面。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水之美与士大夫的价值取向之间有着某种密切联系,如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说:“知者乐水。”并说:“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子贡问为什么,孔子说:“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浀尽,似道。”因此,水的运用及其所产生的水文化氛围就成了园林艺术追求的重要内容,正如德国生态学家汉斯·萨克塞指出的:“自然在人们的眼里几乎可以说是效仿的榜样,是阐述人生的模式。”[4]
  但是佛山园林的理水既不同于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尽纳三海,碧波千顷;又不同吴地园林的秀逸静涵,婉约典雅。总体来说,佛山园林的风格是轻巧通透,多水的基调奠定了它淡雅清幽、柔美自然的艺术特色。如梁园汾江草庐中对水的处理足见园林理水的匠心独运,造园者因势导利,利用的湖池溪涧,组成岭南园林少见的大面积绿水荷池,刻意营造出水木常清、涧流潺潺、回浦烟媚的多种变化,形成别具水乡田园风韵的园林境界。时人陈璞曾作诗云:“几亩池塘几亩坡,一泓清澈即沧波;桥通曲径依林转,屋似渔舟得水多。”
  临水而居,与水为邻,其实就是以诗意的精神家园为邻。传统的私家园林只是少数人的财富,现在的城市建设者们,自觉汲取园林艺术的精华,通过园林理念与手法的具体运用,正使整个城市向园林化方向发展,建设着佛山宜居、宜商、宜游的园林城市。

  4. 祠堂

  祠堂,又称祠庙、祠室,也有称作家庙、宗祠的,是祭祀祖先所在,用以慎终追远,维系宗亲。明清时代,宗族制度处于成熟时期,祠堂则成了家族凝聚力的象征。[5]佛山本是一个移民社会,南迁后聚族而居方能安身立命。起初这些移民还比较贫穷,到了明清时,不少家族已相当富有,为了维系聚族而居的移民宗族,他们竭尽财力,广建祠堂,人们习惯称“南海祠堂顺德庙”,庙即家庙,也是祠堂。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载,当时仅佛山镇内就有祠堂达372座。
  祠堂是血脉的圣殿,住宅要讲究风水,祠堂就更要讲究了。古时祠堂修建时都要请风水先生堪舆地形,称为“相地”,相地合宜,构建得体,方可庇佑子孙昌隆。剔除去迷信的成份,风水之说既可以安慰人们的心理,同时也有适应自然环境的一方面。风生运,水生财。佛山的祠堂选址讲究藏风得水,实际上也就是慎重考虑外部的自然环境。中国人常说的水土,即通俗地概括了中国人传统的环境意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不服”等,说的就是环境适应问题。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所谓“天”,当然也包括风水在内的一切自然因素。
  古人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也。”祠堂中对于水的重视还有其哲学意义。水的特性表现为“善下平和”,作为调和礼制的媒体而受到重视。周代始设立的大学称“辟雍”,《辞源》解释是:“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汉代班固的《白虎通》认为:“辟者,壁也。象璧圆又以法尺,於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在培养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中,四周要有规则璧环的水池,是认为水能陶冶情操,这是将水视为理性之物的实例。[6]《鲁班经》中说:“家庙不比寻常,人家子弟贤否都在此处钟秀。”正是因为水被视为智性、仁性(亦可称德性)表现之产物,所以常常要布置在祠堂附近教化子孙。
  佛山宗祠的规制比较严谨,堂前一般都比较开阔,辟一清澈明亮的水塘,俗称“风水塘”,主财源涌现,是需要严加保护的对象。由于传统水文化的积淀,使水成为人们心灵的调节器,可以达到精神的自由与闲适。水同时又有吸热、吸尘等作用,可以调节局部小气候,使环境充满活力和生机,所以亲水的愿望是人之常情。南海石湾霍氏是明代的大家族,《晚节公家箴》记载了霍氏化费重金购买祠堂前风水塘有经过,并称之:“吾家万代之风水也。”有的祠堂还要以流水环之,水势要迂回,流速缓慢,不可径直流走,称为聚财。
  佛山梁氏在修建祠堂时,曾爰请风水先生观之,见沙洛铺陈大塘,“地脉隐隆,直趋塘沿而止”,以为风水宝地,遂建立祠堂祀祖,称刺史家庙。梁氏由顺德麦村的卖香小贩,迁佛山数代而成为当时右族,其后人曾把这原因归结于家庙的风水,称其:“前襟汾河,后引石湾,王借岗、雷岗排列左右,如日月拱照堂基。”在祠堂类建筑中,水不仅与建筑实体和谐统一,更与人们的文化心理融合在一起。

  5. 庙宇

  唐宋时期佛山建筑的一个特色就是宗教类公共建筑的兴起。唐代宗教建筑已难觅踪迹了,但是唐代墓中出土的陶坛,器盖为庑殿形式,梁架、斗拱、瓦檐等细致逼真,应该是当时庙宇建筑的反映。北宋时佛山建立了祖庙,南宋时则建立了胥江祖庙,都供奉玄真大帝,即北帝。对北帝的崇拜,是源于对水的敬畏,因为北帝是司水之神。佛山宋代时人口增加,开发深入,水患亦日益增多,人们既受到水的恩惠,又需要与水不断斗争,因此广设庙宇供奉水神祈福,建于宋代的顺德勒流镇的天后宫,则明显是因为这位娘娘有“功息波涛”的作用。
  佛山的庙宇建筑一般选址于水边,如胥江祖庙,建于北江岸边,波光粼粼倒映庙堂古木,不仅景色优美,更直接地表达对水神的祭祀祈求。佛山祖庙则面对古洛水,登上庆真楼顶,但见片片风帆逆面而来,“庆真楼观”更被誉为佛山古八景之一。坛庙临水而筑,借用自然大水体的景色,可烘托建筑物的高耸突兀,气势不凡。人们登高放眼,望断江河,胸襟达到“旷远”,这也是庙宇所要达到的效果。
  庙宇中的放生池、莲花池等,多是视水体为极重要的灵性之物。佛山祖庙的锦香池,正中置石雕龟蛇,合称玄武。汉代石刻玄武画像为龟蛇相交形象,《楚辞·远游》洪兴祖补注:“说者曰‘玄武谓龟蛇’。”据传龟、蛇由坎、离二气所化,祸害人间,后为北帝所收服,成为座下先锋,龟与蛇的同时出现表示北帝显圣。蛇也被中国古人视为水之神灵,《山海经·中次二经》中载:“阳水出焉,而北流注入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现则其邑大水。”信仰蛇原是与龙密不可分的,只是当龙神等水神信仰扩大后,蛇为水神的信仰才逐渐式微。龟是水中的灵物,也是岁月之神,一直在中国民间风俗里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放生池中置龟蛇,把水的灵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使庙宇建筑中水文化的氛围更加浓厚。
  在佛山庙宇的建筑装饰上,也明显地表现出与水有关的功能特性。如屋脊的中央普遍装饰为“二龙戏珠”或“鳌鱼戏珠”,正中间是高高耸起的铜制巨珠,两边为双龙或者是双鳌对峙。龙由各种水神动物组合而成,是在水神信仰基础上产生的;不少屋脊装饰的夔纹,俗称博古,是从商周青铜器中的夔龙纹中抽象而来,也是五行中南方尚水的一种表现。鳌鱼是由鱼神化而来的水神,这种神化多见于南方。这些双龙和双鳌造型灵动,龙是游动的龙,形体蜿蜒,似波似浪;鳌则似腾似跃,姿态飘逸,如在水中翩然游弋,体现了佛山人的亲水情结。把这样的亲水符号安置在建筑的显赫位置,对水的崇拜显然是很强烈的,可见一方水土也养育一方建筑。

  6. 桥梁

  佛山生存发展的特点,是因水而兴,同时辨证地看这个问题,也因水而困,桥则是解决“陆通”难题的关键。佛山水多,桥梁自然也多,清代时的佛山镇为洛水环绕,人家尽枕河,居民往来,悉凭水船陆桥,沿河共有20多座桥梁。至于乡下的梁桥,即一块石板、一段树木做成的独木桥,更是比比皆是,有着“小桥流水”的情韵,大多掩映在野草绿树之中,与自然环境和谐相融。
  佛山的桥梁多为石桥,石材的优点是抗压强度大,耐腐蚀性强,不易风化。石材的这种特性,造就了拱桥的诞生,只有在拱结构中,石材的抗压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同时桥孔的净空也可以达到一定高度,使船只顺利通过。顺德的明远桥为梁式拱桥,与明丽的水乡合成一首柔美悠扬的渔歌曲;南海盐步的三眼桥为墩式拱桥,古朴凝重;南海九江的探花桥为叠梁拱桥,栏板有飘逸的牡丹缠枝花纹,十分典雅。佛山古桥既是实用交通建筑物,也反映了佛山人民建筑技术的成就,桥梁与河流互为衬托,相映成辉,共同成为水乡形象的代表。
  蔚为可观的众多古桥使得“天堑变通途”,它们不仅是城乡、街市的通道,亦是沟通佛山经济、文化的桥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水息息相关,并形成种种风俗活动。如桥的命名就十分有趣,像探花桥、升龙桥、金鳌桥、垂虹桥、玉带桥,等等,不胜枚举,能让人从中体味到诸多的文化情趣,而佛山行通济桥的风俗则是这种桥文化的代表。
  通济桥始建于明代,因建制高大,石桥曲拱如虹,称为佛山八景之“村尾垂虹”。《佛山忠义乡志》中竹枝词有载:“木棉花谢鹁鸪鸣,通济桥头春水生,箬笠筠笼归路晚,朦朦烟雨又清明。” 行通济是佛山最深入民心的佛山民俗活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民间称:“行通济,无闭翳。”故每逢正月十五,市民就要拿着生菜,全家一同走过通济桥。1958年修筑马路时,改建为混凝土单孔拱桥,以后河涌淤浅,改为暗渠,桥面则建成马路,不复有桥的踪影,但人们行通济的习俗不变,每年仍不约而同走过桥面。为顺应民意,佛山市政府于2001年建成一座崭新的通济桥,桥柱有联:“通七堡之游行逸客寻春任得渡头饮马;济万人之往来曲桥跨水艳称村尾垂虹。”
  桥是由此岸到彼岸的一种跨越性质的交通设施,桥崇拜便是因为它有着“渡”的含义,有着把理想变为现实的超拔力量,给予人们所谓“通达之喜”的心理提示。长久以来,通济桥成了佛山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了神圣与吉祥的寄托。近些年来,行通济则形成为捐款献爱心的社会主义新民俗。这种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融新风与旧俗于一体的活动,是对古老民俗的重新诠释。佛山市委书记黄龙云曾感慨地说:“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在社会上提倡这种通济惠人的风尚。”


  注释:
  [1] 李时权:《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464页。
  [2] 《广州出土汉代陶屋》,广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
  [3] 《佛山市文物志》,佛山市博物馆编,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40页。
  [4] (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6页。
  [5] 刘黎明:《祠堂·灵牌·家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8页。
  [6] 汪德华:《中国山水文化与城市规划》,华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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