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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和谐社会建设——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者和享有者的重要性
程 宜 (佛山市博物馆陈列部  主任  文博馆员)
 
  摘要:把握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这个概念,才能瞄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确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是保护其载体,即传承人;培养其主体,即享有者。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没有了认同它,享有它的人群,那它的存在将被忽视,也变得毫无意义而终将消亡。充分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建设和谐社会。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者 享有者 精神内涵  和谐社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

  2003年,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intangible英译是无形的,亦有译作非物质的),它指出: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并会在与自己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与已经逝去的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并激发起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联合国的《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对其定义和范围通过列举进行了规范和明确:(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是人类把自己内在的精神活动(无形),通过各种可见、可闻、可感、可说、可触的形式(有形)表现出来,文化产生必以“有形”和“无形”相互结合。所以我们说,所有文化都兼具“有形”和“无形”两种性质。 比如,现在不管是博物馆还是民间,都还存有不少佛山木版年画的木刻版及木版年画作品这些物质性的遗留,但木版年画艺人身怀绝技的手艺,从他口传心授的传承,到艺术构思和操作的手法技巧,制作过程中的行业规矩、信仰禁忌等等,都是人们难以看到和难以触摸到的,这就是“无形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佛山木版年画的物质作品是老艺人技艺的载体,而这技艺正是亟待加以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木版年画的制作手艺目前就只是保存在一两位艺人身上,一旦老艺人离去,他身上承载的非物质遗产就会随之消亡。因此,必须牢牢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这个概念,才能瞄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确对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几种重要力量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指出:所谓“保护”,就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这里不仅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标——“生命力”,确定了保护的具体内容,而且特别强调要“确保”其实现,表现出真正的远见卓识和对人类文化建设高度的负责精神。
2005年3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12月又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日”。我国终于有了以国家行政手段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制度。
  目前,我国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主要有四种:政府、传承者、工商界、学术界。政府的介入以权力为依托,构成一种主导力量。有时也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本来由民间或社区控制的行为转化为官方控制的制度。也因此,如果认识或措施上出现偏失,将会酿成大面积损害;工商业者大多是出资者,他们更多地关注回报与利润,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能被资助者操纵而破坏原有的传统,从而沦为专供旅游者消遣的表演项目;学术界地位相对超脱,是一支可靠的科学力量。但他们无权,无钱,又较少具体参与,力量很有限;社区民众(传承和享有者)置身实践的中心位置,是“保护”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

  三、保护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主要的是保护其载体,即传承人。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财富是属于全体中华民族的,是人民大众的集体创造。但并不是每个民族成员都能成为优秀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和传承人。文化的传承者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有更多的东西是通过地方、民族、行业、社区、家族等群体,甚至是个人来传承。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着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种堪称经典的伟大作品当然属于上述民族的,但是它们的传承者只是这些民族中极少数优秀的民间艺人。如果没有了传承人,随着传承人拥有的观念和技艺的消失,留给后人的是一些难解的文化遗物,因为其中活的灵魂飘走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保护传承人和传承人的传承活动才能得以坚持。目前,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是脆弱的,以广东佛山市入选的6项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看,其中佛山木版年画只剩下冯氏父子二人艰难维持,说唱龙舟也只仅存三五位高龄艺人能够表演。为什么这些文化遗产后继乏人,这当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跟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密不可分,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载体——传承人真正得到保护。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刚刚起步,缺乏经验,借鉴国际上成功的例子,对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积极意义的。以日本为例,他们的成功经验是国家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法律保障。早在1890年10月,日本明治政府就依据皇室的意愿,模仿法国的艺术院(Academy)制度,以保护美术家和奖励创作艺术作品为目的,制定了“帝室技艺员制度” 。1950年5月30日,又在以往一些保护法律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这是一部综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其中规定,对被指定的无形文化财进行保存和实施记录整理,以及对传承者进行培养等经费的支出,要由公费负担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还建立起了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技能保持者”制度,即 “人间国宝”制度。对拥有重要无形文化财技能的个人或团体(技能保持者),也同时给予认定(而非指定),即认定为 “人间国宝”。日本文化厅对这些“人间国宝”支付特别扶助金,其年金额达20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以鼓励他们不断提高技艺和悉心培养后继传承者。与此同时,文化厅还对技能保持者(人间国宝)所属团体,或技能保持团体培养后继传承的事业,也进行资金补贴。 这从法律制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了保障作用。日本首创的“人间国宝保护体制”,因其在抢救和保护无形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推广,并被纳入“人类口头及无形遗产抢救与保护”的整体框架之中。到目前为止,这个体制已在日本之外的韩国、泰国、菲律宾和法国得到了推广和建立。从1996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汉城、威尼斯、东京、马尼拉等地先后举办了八次“人间国宝保护体制国际培训班”,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虽然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公布的两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中国相继有昆曲和古琴音乐艺术入选。2006年5月20日我国政府又公布了共518项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规定,在目前中国的国家一级立法中还没有涵盖。这也说明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中国文化遗产立法还很滞后。国家法律的滞后,直接影响到对传承人的保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希望早日制定出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通过立法明确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公民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保护义务,规定保护经费的来源和分配体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机制、抢救机制、使用许可机制、开发利用机制,使之成为一部与《文物保护法》相呼应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法,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
  国家的重视,法律的保障当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力量,但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保护也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还没有正式出台保护性的法律之前。以佛山木版年画为例,当地政府及相关的文化和研究部门就在佛山木版年画发展的最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佛山木版年画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清代著名的店号有锦云、永吉堂、何现意雅斋、亿万安堂、德华敬衍堂、伍彩珍等。抗战时期由于环境所至,木版年画业沉寂下来。抗战后又开始复苏,至建国前,较著名的佛山木版年画店坊有冯均记、广兴、广生、周添、长生、楠记、吴三兴、李保记、鑑记、福记、茂源等十余家,从业人口近千人,店坊多在栅下铺。经营门画的商号主要有伍彩珍、生昌、合源、万源、和茂、永茂昌、华隆、泰安、有昌、有信、永盛等十余家,主要集中在福禄路、水巷一带。建国初期,佛山木版年画从业人员锐减,面临创作和传承危机。1956年,佛山市政府做出抢救民间木版年画的决定,邀请了广东省群众艺术馆、省美协、广州美院、省出版社、广东画报社等专业部门在佛山进行调查、挖掘、整理,抢救佛山木版年画,前后几年,一批反映时代题材的新年画在佛山问世,状况有所好转,1960年,佛山木版年画年产曾增至100多万对,并培养了一批年青的木版年画艺徒作为佛山木版年画的传承人。1964年,机印新年画大量出版,佛山传统木版年画生产再度走入低谷。文化大革命期间,木版年画被斥为“封建迷信用品”遭强令停止生产,并烧毁了大量木版年画、套色木版及资料,新培养的年青木版年画艺徒也不再从事这项工作,传承出现断裂,并且一断就是三十年。1998年,在佛山木版年画面临失传的关键时刻,佛山市文化局和民间艺术研究社支持和帮助佛山木版年画师傅冯炳棠继承父业,建立佛山民间艺术社木版年画作坊,冯炳棠自小跟随父亲冯均学习木版年画的技法,目前是佛山木版年画唯一能将雕版、印制、开相、描金等整套工艺流程掌握于一身的民间艺人,现传艺其子冯锦强并开办小强创作室。
  多年来,佛山市委宣传部、佛山市文化局、民间文艺家协会、市文联、市博物馆、媒体等,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关心和帮助冯氏父子继承发扬佛山木版年画,如提供经费补贴、免费提供制作和展览场地,支助他们到外地参加展览和研讨会等形式,使佛山木版年画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又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传承者冯氏父子也坚守了下来。2004年,冯炳棠新制作的《梅花童子》获中国第六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和第三届中国国际民博会暨第二届中华(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中国工艺美术银奖。同年10月,他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民间艺术组织授予的“国际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尽管佛山木版年画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父带子”的脆弱传承也不利于它的长远发展。冯炳棠已七十高龄,儿子冯锦强入行才几年,且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教育,缺乏创作能力,这对佛山木版年画的发展非常不利,冯锦强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希望在经济效益好一些的时候到广州美术学院进修一个阶段。任何文化都需要创新发展才有生命力,传统的民间艺术如果不随时代发展不断进步,就很难得到现代人的认同,其技艺也就很难传承。在日本、韩国等国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选拔培养从事技艺传授的教师(师傅),只有取得资格认定的人才能收费带徒。从事技艺传授的教师随着时代的推移,知识结构较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多数人具有大学学历,有的还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有了这么一支较高专业水平的技艺教师队伍和严密的民间组织结构,传统技艺的传承也就有了保证。所以,采取措施扩大传承者的范围,提高传承者的专业水平,也是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的办法之一。

  四、培养享有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重点是培养其主体——享有者。法国哲学家萨特说:世界万物只是因为有人的存在,有人的见证,有人的唤醒,才显示为一个统一的风景,萨特说,“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之中”。同样,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没有了认同它,享有它的人群,那它的存在将被忽视,也变得毫无意义而终将消亡。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我们必须关注和尊重人(相关民众)的现实需求,不然便违反了人性;也必须明白,只有(特定民族社区的)人才是(特定)保护行为无可替代的能动主体。因为说到底,一种非物质文化的全部生机活力,实际都存在于生它养它的民族(社区)民众之中。 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区域实行保护是保护是否成功的关键。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民间性和生活性特征,它的保护就不只是哪一个时段、哪一个部门、哪一部分人的事,而是一件全社会经常性的事,尤其是一代又一代后来人的事。这就需要教育——向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人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保护意识,从而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让“保护”进入日常生活,代代相继。
  又以日本为例,他们各传统乐器流派,每年都要定期举行数次以技艺教师或学员为主的“发表会”,即在正式的剧场或公众场合举行公开免费的各流派传统曲目演奏会。具有高级别称号的大师们,则举办售票的公演。这些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使普通国民能经常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气氛,从中领略传统技艺的优雅。正是在这种弥漫着传统文化氛围的大环境中,激发了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这就是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在日本经久不衰地保存下来的又一秘诀,即群众的认同基础。这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中是远没有做到的,以佛山今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粤剧艺术为例,一般的民众很少能有机会欣赏到剧团的高水平演出,更别说免费的演出了,人们(特别是作为保护延续力量的年轻人)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又怎么去认同和保护它呢?佛山粤剧尽管现在也排出了一些如《小周后》这样非常好的精品,但因缺乏了发展最根本的群众基础(即享有者),使它好似开在深谷中的鲜花,虽然美丽,却只能自赏。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部门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结合青少年爱国爱乡教育,编写与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地方历史、民俗、音乐、美术等教材,并且在中小学校开设乡土教育课,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增设与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践活动,例如在佛山,可以让学生动手制作陶艺、木版年画、剪纸,也可以组织粤剧、龙舟说唱和醒狮小组学习表演,相信每一位参与者都会对这种特别的体验终生难忘,而这终生难忘的体验经过时间的发酵,留下的将是温情默默的对家乡文化遗产的眷念和爱护之情,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本区域认同,有了一定规模的享有者,使保护自然地成为现实。
  佛山教育系统已开始投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现在,佛山华才职业中学、第五小学、玫瑰小学等学校把佛山木版年画作为美术课的一项必修的内容,还组织了佛山木版年画兴趣班,请冯锦强师傅去传授技法。佛山张槎小学、第二中学、第十中学等多间中小学都开设了佛山剪纸课程。相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在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有者方面,教育部门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建设和谐社会

  关于“遗产”,《辞海》的解释,一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二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这第一种含义应该是遗产的原本定义,而第二种含义则是把遗产的原本定义扩展到精神文化层面,或可叫做“文化遗产”了。有的辞书上把文化遗产定义为“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的总称。因此,遗产不仅是家庭留给我们的物质,更是社会进化赋予我们的精神,是历史长河中绚丽多彩的生活飘过的痕迹。这种精神构成了民族的文化底线和情感底线,也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基因。
  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世界似乎朝着一种经济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发展,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习俗不仅被忽略,而且被强势文化所统辖。可是,经济的迅猛发展并没有解决人类和谐生存的精神问题,幸福的概念被物化了。因此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指出:“对无形遗产的抢救,正是人类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觉醒。”
  今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无论是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固有形式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是文化传承的基础。文化创新就是在不断继承、扬弃和发展当中增强这种文化精神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理解这些遗产背后蕴含着的深刻精神内涵。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培育出新的现代文化,才会更具有根基、底蕴、特色和生命力。社会文明需要新陈代谢,但更新不能摈弃传统,而是在历史基础上发展,是从传统环境中滋生出新的东西。
  人对世界的认识总会产生一定的情感,并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生是人或人群共同体对生产、生活等主、客观世界产生的情感或动机的一种表达,它是以人为主体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逐渐被人或人群共同体接受,形成固定模式后,演变成传统,为后人所继承并发展,成为人群或共同体某种情感或动机的固定表达,从而形成一种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 无论哪种表达都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可接受性,即这种表达能够被人或人群共同体所接受并传承,如果不能被接受和传承,也就不能成为无形文化遗产。二是目的性,作为情感或动机表达的无形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其所做出表达都是在追求某种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满足。也正是可接受性和明确目的性才使得无形文化遗产能够被广泛地接受和传承。
  有人认为精神是人类大脑活动能力及其内容的总和,从视听感性到思维理性、思想信仰等都可以说是人类精神的不同内涵和形式。或者说,精神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自由完美的创造而凝结在艺术作品中的人类理想。总体上看,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遗传编码传递密码,它规定了某种文化的基本指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留存,通过这些留存至今的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我们可以寻找到民族的根,民族的精神。这种区别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是我们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是非物质文化的精神内涵,而这精神内涵,正是我们弘扬民族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注释:
  1、孟慧英《略说“无形”文化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6/01
  2、孟慧英《略说“无形”文化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6/01
  3、高柳光寿、竹内理三编:《角川日本史辞典》第650页,角川书店1981版
  4、林和生《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6/01
  5、资料来源:佛山市文化局余婉韶整理的《佛山木版年画资料》
  6、贺学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6/01
  7、王巨山《作为表达的无形文化遗产极其保护》(中国文物信息网)
  8、王岳川《艺术精神价值之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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